第59章 我的父亲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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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想过自己会有兄弟姐妹,更没想过爸爸妈妈曾经历过那么多乱世情仇。
爸爸从澳大利亚回到香港之后,我发现他有时会从公司拿些钱寄回内地,他还曾经亲自回去过,但他没说为什么,我也懒得去问。我是个对八卦没什么兴趣的人。
有一天我在公司看到一封信,上面写着“亲爱的父亲”,我就纳闷,自己没给爸爸写信啊。拿着信问爸爸:“这是谁啊?里面还有照片,照片里的人都是谁?”爸爸没有回答我,只是含糊地说:“哎呀,问这么多干吗?”我想老爸不愿意讲就算了,反正我也无所谓。其实当时香港还是有很多人娶好几个老婆的,我想大概也就是这样的事。
后来就听到传言说,我其实不是姓陈的,我应该姓房,我想:“不会吧?怎么会?”后来找到机会问老爸这个问题,他又笑笑说:“哎呀,你问那么多干吗呢?这件事跟你讲一天都讲不完,以后有机会慢慢告诉你吧。”我听了就觉得很好奇,到底是什么事?
终于有那么一天,我和爸爸一起开车走在香港的路上,他开口说:“儿子,找时间我讲些事情给你听吧。我年纪大了,怕哪天睡睡觉就睡过去醒不过来了,那样你就不会知道你的身世了。”当时我听他这么说,想肯定是个复杂的故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把他讲的这些都拍下来,让它们永远留存。
刚好那天我请香港导演协会所有的人吃饭,席间我就在观察,看谁可以做这件事情。看来看去最适合的就是张婉婷,我就跟她说了这件事,问她有没有兴趣拍摄这个纪录片,她一听就很兴奋,欣然同意。我们就这样商定了。
拍摄的过程并没有我想的那么顺利。每天摄制组把机器摆好,打好光,做好一切准备之后,还要看爸爸当天的心情。他经常就很不耐烦地说,“录什么啊录”,转头就走了,大家就只好在那里等着。有时候他又忽然跟我说:“唉,我跟你讲啊……”这时候就要马上对着他拍。有时候他讲着讲着又停了,我问:“爸爸,还有呢?”他就不耐烦了,说:“哎呀,不要打扰我钓鱼。”加上我一直是全世界地忙,最后这部纪录片断断续续拍了三年才拍完。这部片都是用胶片拍的,你想想有多贵啊!
爸爸1915年出生在山东,先后在安徽和江苏生活过,16岁开始学洪拳直到19岁。20岁在南京开始做国民党的勤务兵,后来曾进入情报处工作。
随着日军侵华,爸爸也辗转回到安徽,在那里与第一任太太结婚,生下了两个儿子房仕德和房仕胜,之后不久,太太因为癌症去世。解放战争开始后,父亲因为曾经的身份原因,在当时处境并不安全,他只好忍痛离开两个年幼的儿子,开始颠沛流离的生活。两个哥哥8岁时就没有了父母陪伴,很可怜。他们曾经受到过追查,但因为找不到父亲而不了了之。直到2013年8月,我终于回到安徽,见到两个哥哥和很多老家的家人,很感慨。
我的妈妈是个遗腹女,我的外婆很疼她,把她当儿子养。外婆当时经营一家杂货铺,经济条件不错。妈妈的第一任丈夫是个鞋店老板,日军侵华期间不幸被流弹所伤离世。当时她婆婆看儿子不在了,就想把我妈妈卖掉,妈妈从家里逃了出来,戴着孝开始跑单帮做生意,赚钱维持生活,供两个女儿读书。
妈妈离开家乡后,只身来到上海,在外国人家里当佣人,同时自学英文。那时候,正在躲避追踪的爸爸也来到上海“打码头”,就是守着一块地方当打手。
他们两人的第一次相遇很有意思,当时爸爸负责查岗,抓到妈妈在做鸦片生意,原本应该把她抓起来,但看她一个女人戴着孝还在做这样的生意,肯定不容易,就偷偷把她放了。后来他才知道妈妈当时在上海已经很有名,在场子里面混,外号“三姐”,抽烟赌钱是常事。
两个人机缘巧合越来越熟悉,有一回爸爸刚好看到妈妈有一大堆当票,他就偷偷拿走把东西全都赎了回来。妈妈看到他这样,自那之后再也不赌钱了。生活比较安定之后,妈妈就把两个女儿接来了上海。
1949年,很多国民党陆续撤退到台湾。爸爸也把名字从房道龙改为了陈志平,跟随大队逃亡到香港。两年后,妈妈从澳门偷渡到了香港,当时船舱挤了很多人,空气稀薄,同船的死了5个,妈妈到最后上岸时已经快要昏倒,但最终顽强地撑了下来。来到香港后,爸爸通过朋友介绍,到山顶的外国领事馆工作。从来没有进过厨房,也不会干家务的爸爸,开始做清洁工、园艺工,并且开始学做大厨,后来妈妈也到领事家里做佣人。
两个颠沛流离多年的乱世儿女,终于在香港成婚,并在1954年生下了我。
现在回想起来,从小到大妈妈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节俭。我看过她用爸爸的破内衣修补其他内衣,内衣烂了也不扔,就洗干净摆在那里。等另一条烂了,她会用那条来补这条,可以补很多条。我看到爸爸内裤后面有很多补丁。
我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妈妈还穿着我小时候她穿的衣服。她把做佣人得到的所有小费都攒了起来,跟她多年来的全部积蓄放在一起。我记得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她常常会把一个箱子拿出来,告诉我说这里有一个手镯,那里有几百美金。忽然有一天,她问我,儿子,你能不能给我130块?我问为什么。她说,“你给我130块,我刚好可以凑够1000美金。”我就看她把那个箱子搬出来,里面全是2块、5块、10块的纸币,那是她10年来存的小费,大概870块。我心里很难过,就拿了10000美金给她,换回了她的1000块。
2002年2月28日,妈妈走了。2008年2月26日,父亲也离开了我。他们辞世的时候,我都没能陪在身边。
妈妈生病的最后阶段,我的私人医生对我说,不行了,接下来就是熬着,能熬多久是多久。我在妈妈耳边说,我走了,电影还没拍完,现场还需要我。也不知她是不是可以听到,但我知道她能理解我。如果我每天坐在这里,陪在她旁边,摸着她的手,跟她说话,她就可以醒过来,那我一定会在这里。但这不可能。
当时我正在泰国拍《飞龙再生》,正布置一个镜头的时候,别人跟我说“大哥,家里有电话来”,我接过电话,那边说“妈妈走了”。我把电话放回去,转头跟大家说,“镜头摆这边,继续拍”。现场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
拍完那场戏,我在片场随便抓了一辆吉普车,开车门,坐上去,眼泪哗就掉了下来。在车上哭了很久,第二天马上飞回澳大利亚安排出殡。
爸爸最后的日子是在香港。那时候他住在医院,我每天都去看他,眼看着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在他还能讲话的时候,我跟他半开玩笑地说:“爸爸,等你走了以后,我不会去拜你的哦。”爸爸说:“好,不要拜,没有用。”那时小房子坐在我后面,我转过头跟他说:“将来等我走以后,你也不用来拜我。要是真的孝顺,现在就孝顺我,不要等人走了以后再去拜。”
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是不是应该在最后的日子里,每天陪在他们身边,看着他们,直到最后一分钟把他们送走,把所有事情处理完,这就叫孝顺呢?其实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是个非常孝顺的儿子。爸爸妈妈在世的时候,我对他们很好,尽量陪着他们,让他们在有生之年享受所有可以享受的。很多人会讲那句古话,“子欲养而亲不待”,没错,就是要趁长辈在的时候对他们好,不要等失去他们的时候,再去弄那套形式主义的东西,比如烧纸钱,你烧了他真的会收到吗?那都是假的,只是一种心理安慰,或者是做给别人看的。到现在我都不记得父母的生日,因为我每一天都当是他们生日在对待。
爸爸妈妈的故事平凡又不平凡,我能想象在那个年代会有多少类似的故事发生。我很幸运成为他们的儿子,也知道他们一直以我为荣。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想过自己会有兄弟姐妹,更没想过爸爸妈妈曾经历过那么多乱世情仇。
爸爸从澳大利亚回到香港之后,我发现他有时会从公司拿些钱寄回内地,他还曾经亲自回去过,但他没说为什么,我也懒得去问。我是个对八卦没什么兴趣的人。
有一天我在公司看到一封信,上面写着“亲爱的父亲”,我就纳闷,自己没给爸爸写信啊。拿着信问爸爸:“这是谁啊?里面还有照片,照片里的人都是谁?”爸爸没有回答我,只是含糊地说:“哎呀,问这么多干吗?”我想老爸不愿意讲就算了,反正我也无所谓。其实当时香港还是有很多人娶好几个老婆的,我想大概也就是这样的事。
后来就听到传言说,我其实不是姓陈的,我应该姓房,我想:“不会吧?怎么会?”后来找到机会问老爸这个问题,他又笑笑说:“哎呀,你问那么多干吗呢?这件事跟你讲一天都讲不完,以后有机会慢慢告诉你吧。”我听了就觉得很好奇,到底是什么事?
终于有那么一天,我和爸爸一起开车走在香港的路上,他开口说:“儿子,找时间我讲些事情给你听吧。我年纪大了,怕哪天睡睡觉就睡过去醒不过来了,那样你就不会知道你的身世了。”当时我听他这么说,想肯定是个复杂的故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把他讲的这些都拍下来,让它们永远留存。
刚好那天我请香港导演协会所有的人吃饭,席间我就在观察,看谁可以做这件事情。看来看去最适合的就是张婉婷,我就跟她说了这件事,问她有没有兴趣拍摄这个纪录片,她一听就很兴奋,欣然同意。我们就这样商定了。
拍摄的过程并没有我想的那么顺利。每天摄制组把机器摆好,打好光,做好一切准备之后,还要看爸爸当天的心情。他经常就很不耐烦地说,“录什么啊录”,转头就走了,大家就只好在那里等着。有时候他又忽然跟我说:“唉,我跟你讲啊……”这时候就要马上对着他拍。有时候他讲着讲着又停了,我问:“爸爸,还有呢?”他就不耐烦了,说:“哎呀,不要打扰我钓鱼。”加上我一直是全世界地忙,最后这部纪录片断断续续拍了三年才拍完。这部片都是用胶片拍的,你想想有多贵啊!
爸爸1915年出生在山东,先后在安徽和江苏生活过,16岁开始学洪拳直到19岁。20岁在南京开始做国民党的勤务兵,后来曾进入情报处工作。
随着日军侵华,爸爸也辗转回到安徽,在那里与第一任太太结婚,生下了两个儿子房仕德和房仕胜,之后不久,太太因为癌症去世。解放战争开始后,父亲因为曾经的身份原因,在当时处境并不安全,他只好忍痛离开两个年幼的儿子,开始颠沛流离的生活。两个哥哥8岁时就没有了父母陪伴,很可怜。他们曾经受到过追查,但因为找不到父亲而不了了之。直到2013年8月,我终于回到安徽,见到两个哥哥和很多老家的家人,很感慨。
我的妈妈是个遗腹女,我的外婆很疼她,把她当儿子养。外婆当时经营一家杂货铺,经济条件不错。妈妈的第一任丈夫是个鞋店老板,日军侵华期间不幸被流弹所伤离世。当时她婆婆看儿子不在了,就想把我妈妈卖掉,妈妈从家里逃了出来,戴着孝开始跑单帮做生意,赚钱维持生活,供两个女儿读书。
妈妈离开家乡后,只身来到上海,在外国人家里当佣人,同时自学英文。那时候,正在躲避追踪的爸爸也来到上海“打码头”,就是守着一块地方当打手。
他们两人的第一次相遇很有意思,当时爸爸负责查岗,抓到妈妈在做鸦片生意,原本应该把她抓起来,但看她一个女人戴着孝还在做这样的生意,肯定不容易,就偷偷把她放了。后来他才知道妈妈当时在上海已经很有名,在场子里面混,外号“三姐”,抽烟赌钱是常事。
两个人机缘巧合越来越熟悉,有一回爸爸刚好看到妈妈有一大堆当票,他就偷偷拿走把东西全都赎了回来。妈妈看到他这样,自那之后再也不赌钱了。生活比较安定之后,妈妈就把两个女儿接来了上海。
1949年,很多国民党陆续撤退到台湾。爸爸也把名字从房道龙改为了陈志平,跟随大队逃亡到香港。两年后,妈妈从澳门偷渡到了香港,当时船舱挤了很多人,空气稀薄,同船的死了5个,妈妈到最后上岸时已经快要昏倒,但最终顽强地撑了下来。来到香港后,爸爸通过朋友介绍,到山顶的外国领事馆工作。从来没有进过厨房,也不会干家务的爸爸,开始做清洁工、园艺工,并且开始学做大厨,后来妈妈也到领事家里做佣人。
两个颠沛流离多年的乱世儿女,终于在香港成婚,并在1954年生下了我。
现在回想起来,从小到大妈妈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节俭。我看过她用爸爸的破内衣修补其他内衣,内衣烂了也不扔,就洗干净摆在那里。等另一条烂了,她会用那条来补这条,可以补很多条。我看到爸爸内裤后面有很多补丁。
我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妈妈还穿着我小时候她穿的衣服。她把做佣人得到的所有小费都攒了起来,跟她多年来的全部积蓄放在一起。我记得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她常常会把一个箱子拿出来,告诉我说这里有一个手镯,那里有几百美金。忽然有一天,她问我,儿子,你能不能给我130块?我问为什么。她说,“你给我130块,我刚好可以凑够1000美金。”我就看她把那个箱子搬出来,里面全是2块、5块、10块的纸币,那是她10年来存的小费,大概870块。我心里很难过,就拿了10000美金给她,换回了她的1000块。
2002年2月28日,妈妈走了。2008年2月26日,父亲也离开了我。他们辞世的时候,我都没能陪在身边。
妈妈生病的最后阶段,我的私人医生对我说,不行了,接下来就是熬着,能熬多久是多久。我在妈妈耳边说,我走了,电影还没拍完,现场还需要我。也不知她是不是可以听到,但我知道她能理解我。如果我每天坐在这里,陪在她旁边,摸着她的手,跟她说话,她就可以醒过来,那我一定会在这里。但这不可能。
当时我正在泰国拍《飞龙再生》,正布置一个镜头的时候,别人跟我说“大哥,家里有电话来”,我接过电话,那边说“妈妈走了”。我把电话放回去,转头跟大家说,“镜头摆这边,继续拍”。现场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
拍完那场戏,我在片场随便抓了一辆吉普车,开车门,坐上去,眼泪哗就掉了下来。在车上哭了很久,第二天马上飞回澳大利亚安排出殡。
爸爸最后的日子是在香港。那时候他住在医院,我每天都去看他,眼看着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在他还能讲话的时候,我跟他半开玩笑地说:“爸爸,等你走了以后,我不会去拜你的哦。”爸爸说:“好,不要拜,没有用。”那时小房子坐在我后面,我转过头跟他说:“将来等我走以后,你也不用来拜我。要是真的孝顺,现在就孝顺我,不要等人走了以后再去拜。”
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是不是应该在最后的日子里,每天陪在他们身边,看着他们,直到最后一分钟把他们送走,把所有事情处理完,这就叫孝顺呢?其实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是个非常孝顺的儿子。爸爸妈妈在世的时候,我对他们很好,尽量陪着他们,让他们在有生之年享受所有可以享受的。很多人会讲那句古话,“子欲养而亲不待”,没错,就是要趁长辈在的时候对他们好,不要等失去他们的时候,再去弄那套形式主义的东西,比如烧纸钱,你烧了他真的会收到吗?那都是假的,只是一种心理安慰,或者是做给别人看的。到现在我都不记得父母的生日,因为我每一天都当是他们生日在对待。
爸爸妈妈的故事平凡又不平凡,我能想象在那个年代会有多少类似的故事发生。我很幸运成为他们的儿子,也知道他们一直以我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