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大洗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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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亚里士多德哲学被认为是“神学目的论”了。事实上绝对形式也好，最高理念也罢，都跟基督教的上帝和伊斯兰教的安拉一样，无形无象，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而且既超自然，又超世俗，只不过一为哲学，一为宗教。
合流却指日可待。
把两希（希腊和希伯来）文明装进了同一个篮子的是罗马人，那个名叫“地中海文明圈”的篮子则硕大无比，还极其包容。这种包容性是海洋文明特有的，因此与同样包容的中华文明不尽相同。至少，罗马帝国不但文化多元，还实行双语制，这正是我们民族所不具备的土壤。
于是，第一种具有世界性的一神教便在罗马的偏远省份兴起，新增部分则用通俗易懂的希腊“白话文”写成。因此可以说，正是地中海孕育了基督教。但即便如此，它成为国教也要到帝国迁都君士坦丁堡之后。其中奥秘，除了在《两汉两罗马》一卷中讲过的政治因素外，说希腊语的小亚细亚更适合基督教发展，恐怕也是不能忽略的原因之一。[12]
不过这样一来，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就分家了。这就为后面的洗牌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基督教文明的影响力离阿拉伯半岛也更近了。因此，当强劲的海风沿着希贾兹商道吹进沙漠，另一颗沉睡的种子便会被温柔地唤醒。地中海文明圈也将被新锐的力量撕破，由一个篮子变成两个。
这股力量就是伊斯兰。
走向世界
穆斯林是高喊着“安拉乎艾克白勒”（Allahu Akbar）奋勇前进的。在半岛，在地中海，在世界各地，都如此。
这是阿拉伯语。意思是：真主最伟大！
真主确实伟大，伊斯兰教的发展也突飞猛进。犹太教至今仍然还是民族宗教，基督教在耶稣去世后多年都没有什么起色，穆罕默德却在有生之年便成就大业，归真之后的事业更是日新月异蓬蓬勃勃。从麦地那乌玛到哈里发国家只用了短短十年，成为当时史上最大的帝国则不到百年。如此惊人的速度，大秦帝国和罗马帝国也望尘莫及吧？
何况全盛时期伊斯兰帝国的疆域之广，势力之强，文化之先进，影响之深远，几乎无人可及。亚历山大和罗马帝国只是把地中海变成了内湖，穆斯林却还要加上印度洋，尽管控制了印度洋的已经不再是阿拉伯人。但不管怎么说，西起阿曼、也门、索马里，东至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包括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都在伊斯兰的旗帜之下。
结果是什么呢？是逼得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实际上那些航海家的初衷就是想绕过穆斯林的海上控制区，另辟通往印度的蹊径。由此可见，当时的伊斯兰何等强势。这种光焰万丈的强势甚至让许多人都黯然失色，以至于印度和罗马的两项发明竟被分别称为“阿拉伯数字”和“土耳其浴”。[13]
没错，两件事都张冠李戴了。[14]
这在穆斯林看来，当然证明了真主的伟大，而且这种伟大又来自安拉的至仁至慈，阿拉伯语叫拉赫曼（Rahmān）和拉希姆（Rahīm）。这也是安拉九十九个美名中处于首位的两个。正是这仁慈，让皈依伊斯兰的人越来越多。
那么请问，是这样吗？
恐怕是的。与许多人的想当然相反，伊斯兰教并不是或主要不是通过战争来传播的。战争确实存在，主动挑起争端的战事也为数不少。但，除了立足未稳的传创之初，战争的标的几乎从来就不是宗教信仰的改变，而是政治统辖和经济需求。只要能够达到这两个目的，阿拉伯人并不在乎被征服者信什么教。像查理曼那样，要求被征服者在皈依与为奴或死亡之间做出选择，即便有过，也极为罕见。[15]
于是宽容的政策便泽被臣民：首先是“有经”的犹太人和基督徒，然后扩大到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波斯人。他们被允许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并免服兵役。附带条件则只是不挑衅帝国的权威，安分守己并缴纳人头税和财产税。
这就让阿拉伯征服者大得人心。
其实，哈里发和他的统治集团并不欢迎其他民族皈依伊斯兰教。在他们看来，先知得到的天启原本只属于高贵的阿拉伯人。这是统治者的宗教，因此信仰真主应该是阿拉伯贵族和武士的特权。先知说得很清楚：所有的穆斯林彼此都是兄弟。那么，怎么可以有不是阿拉伯人的兄弟呢？[16]
何况成为穆斯林是有好处的。除了免税，还能光明正大地参加圣战。在阿拉伯帝国，当兵是令人羡慕的职业：战功赫赫的能成果丰硕，光荣牺牲的则能升入天园。如果听任其他人混入，蛋糕岂非不够分配，天园岂非拥挤不堪？
呵呵，宽容的背后也有种种考虑。
可惜青山遮不住，新皈依的原住民还是越来越多。他们叫做麦瓦里（mawali，阿拉伯语，下同），与阿拉伯穆斯林同工不同酬，纳税多而收入少。这就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并导致帝国的改朝换代，新王朝则很快就调整了政策：皈依不再受限制，所有人不论民族都得缴纳相同的土地税。毕竟，任何国家都一样：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不能没有财政收入。[17]
但，宽容作为一种精神却建立起来。
宽容来自先知的开明、罗马的传统和基督教的教训。当年穆罕默德率军进入麦加时，就只流了一点点血，也没有进行报复。麦加的贵族和居民轻轻松松就成群结队地皈依了新宗教，先知则大度地接纳了他们，尽管之前穆斯林的军队曾横扫半岛，穆圣的成功也首先是战场上的。
只不过，那要称为“吉哈德”（Jihād）。
吉哈德往往被理解为圣战，其实不然。它的阿拉伯语本义是奋斗，用于伊斯兰教则是“为主道而奋斗”，包括但并不特指战争。何况为真主而战只是“小吉哈德”，让安拉喜悦才是“大吉哈德”，比如萨拉姆（Salaam，和平）就是。这就要在适当的时候放下屠刀，尽管谁都不可能完全避免战争。
因此，阿拉伯人堪称温和的征服者。他们扩张，但没有破坏；占领，但没有迫害。他们的统治比拜占庭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的苛政更容易让人忍受，结果是许多地区的基督徒在穆斯林军团到来时放弃抵抗。因为他们早就得知，伊斯兰旗下叙利亚的同教派兄弟比自己过得更好。[18]
这就是教训。
教训让人成熟。伊斯兰教之所以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基督教在前面蹚路。我们知道，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源头都在犹太教，而犹太教是既苛严又高贵的。唯其高贵，所以苛严；唯其苛严，所以高贵。这才会对教徒的生活作出那么多的明确规定，而且那些名目繁多的清规戒律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保持民族和信仰的纯洁性。[19]
这种高贵感和纯洁性，使犹太人在地中海文明圈里成为特立独行的异类。要知道，把宗教当作艺术的希腊人决不道貌岸然。只要好玩和开心，他们并不在乎伤风败俗。打个比方说，犹太人就像佛教的律师，希腊人则有点像禅师。
对希腊文明亦步亦趋的罗马人也一样。
因此，当基督教作为犹太教的一个分支独立出来，尤其是大量外邦人皈依时，就面临一个难题：还要不要一丝不苟地坚持和延续犹太教的仪轨？比如，要不要割去新教徒阴茎的包皮？犹太人是要的，因为那是与上帝立约的证据。何况犹太人的想法跟我们并不相同。物以稀为贵。未能成为世界宗教在我们看来是个遗憾，他们却没准引以为豪。[20]
决心革故鼎新的基督教却不能这样想问题。相反，新宗教必须在信仰体系、教徒来源和生活方式三个方面都与老大哥画清界限。最后，占上风的意见认为，基督的牺牲和爱已经把我们从戒律中解放出来。新宗教不再是犹太人的，而是所有人的。与上帝签约的技术性问题也不难解决，那就是用谁都可以接受的洗礼替代让成年男子难堪的割礼。[21]
宽容才能壮大，改革才有前途，这就是结论。
基督教迈出了走向世界的关键一步，却又陷入了异端与正统的长期纷争。如前所述，正是诸如基督究竟只有一性还是二性之类的争端，把帝国和教会都拖入了泥潭。结果是基督教文明圈自毁长城，阿拉伯穆斯林乘虚而入，异端教派阵前倒戈，西部东部分道扬镳，想想真是何苦！
伊斯兰教就要简单得多。首先，他们明确宣布穆罕默德是人不是神，也不是神之子，这就没什么可争。其次，他们也没有特选观念，而是代之以安拉的普慈和特慈，即拉赫曼和拉希姆。拉希姆（特慈）就是在后世对穆斯林中的信仰坚定者和生前行善者独赐恩惠，拉赫曼（普慈）则是在今世对所有人都普施仁慈。普施仁慈就大公无私，独赐恩惠就赏罚分明。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而且简单明了。[22]
简单是最接近真理的，简单也是最容易实行的。希腊的科学，中国的禅宗，都得益于简单。但，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成为世界宗教，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文明，又没有那么简单。至少，与政治的关系就是问题。
王权与教权
与政治关系最深的是基督教。
犹太教就没有这个问题。首先，犹太人很早就失去了自己的祖国。国家都没有，哪来王权与教权之争？其次，犹太人也没有教会，无法形成与政权对抗的力量。因此，尽管他们在罗马人的眼里是精灵古怪和团结一致的，却又同时是易于识别和安分守己的，帝国对他们大可放心。
基督教则不一样。他们一开始就打破了民族界限，以信仰实现身份认同。结果，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基督徒，任何地方也都有可能出现基督徒。重要的是，他们居然还有自己的的组织，而且教会的号召力还不亚于政府。那些基督徒甚至宁可被扔进角斗场喂狮子，也不肯为帝国服兵役。[23]
罗马不能不镇压，尽管他们总体上是宽容的。
当然，帝国和教会最后还是“咸与维新”了。前者发现一神教其实更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后者则表示愿意支持“正义的战争”。可惜基督教并非救命稻草，教会这只大猫更不是可以饲养的宠物。因此，虽然握手言欢对双方权力的增长都不乏推动之功，但在度过一个不长不短的蜜月期后，有着自己财政收入、法律法规、行政体系和众多民众的教会便开始与帝国分庭抗礼，并被恰如其分地称为“教廷”。[24]
之后，借用中国的名词，便是教廷与朝廷的明争暗斗甚至公开翻脸，那些心怀鬼胎的封建领主和独立自主的大小城镇则扮演了墙头草的角色，哪边有利就倒向哪边。斗争也从来就没有过压倒性的胜利，教廷和朝廷都小心翼翼地恪守着底线：教皇不会说自己是皇帝，帝王也不以教皇自居。
当然，这种争风吃醋只发生在欧洲，君士坦丁堡的规矩却是最高主教（牧首）由皇帝指派并管辖。拜占庭后来变成伊斯兰的地盘并不再回归基督教，这可能是原因之一。[25]
宗教改革之前的历史，大体如此。
然而正是罗马帝国的“失误”使西方受益无穷。王权与教权的鹬蚌相争，让王室与教廷之外的其他各种集团和势力渔翁得利。包括宗教改革能够在德意志顺利进行，也都因为钻了这个空子。这才有了城市经济，有了市民阶级，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西方现代文明，尽管这是后话。
阿拉伯帝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
首先，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阿拉伯人没有国家。也就是说，他们是先立教后建国的。而且，先知穆罕默德既是宗教领袖，又是政治领袖；既是宗教的传创者，也是帝国的缔造者。以后的阿拉伯帝国也都政教合一，阿巴斯王朝的维齐尔（宰相）则只是行政权力的代理人。等到苏丹成为实际统治者并架空哈里发时，帝国也变成突厥人的了。
难怪亚里士多德哲学被认为是“神学目的论”了。事实上绝对形式也好，最高理念也罢，都跟基督教的上帝和伊斯兰教的安拉一样，无形无象，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而且既超自然，又超世俗，只不过一为哲学，一为宗教。
合流却指日可待。
把两希（希腊和希伯来）文明装进了同一个篮子的是罗马人，那个名叫“地中海文明圈”的篮子则硕大无比，还极其包容。这种包容性是海洋文明特有的，因此与同样包容的中华文明不尽相同。至少，罗马帝国不但文化多元，还实行双语制，这正是我们民族所不具备的土壤。
于是，第一种具有世界性的一神教便在罗马的偏远省份兴起，新增部分则用通俗易懂的希腊“白话文”写成。因此可以说，正是地中海孕育了基督教。但即便如此，它成为国教也要到帝国迁都君士坦丁堡之后。其中奥秘，除了在《两汉两罗马》一卷中讲过的政治因素外，说希腊语的小亚细亚更适合基督教发展，恐怕也是不能忽略的原因之一。[12]
不过这样一来，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就分家了。这就为后面的洗牌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基督教文明的影响力离阿拉伯半岛也更近了。因此，当强劲的海风沿着希贾兹商道吹进沙漠，另一颗沉睡的种子便会被温柔地唤醒。地中海文明圈也将被新锐的力量撕破，由一个篮子变成两个。
这股力量就是伊斯兰。
走向世界
穆斯林是高喊着“安拉乎艾克白勒”（Allahu Akbar）奋勇前进的。在半岛，在地中海，在世界各地，都如此。
这是阿拉伯语。意思是：真主最伟大！
真主确实伟大，伊斯兰教的发展也突飞猛进。犹太教至今仍然还是民族宗教，基督教在耶稣去世后多年都没有什么起色，穆罕默德却在有生之年便成就大业，归真之后的事业更是日新月异蓬蓬勃勃。从麦地那乌玛到哈里发国家只用了短短十年，成为当时史上最大的帝国则不到百年。如此惊人的速度，大秦帝国和罗马帝国也望尘莫及吧？
何况全盛时期伊斯兰帝国的疆域之广，势力之强，文化之先进，影响之深远，几乎无人可及。亚历山大和罗马帝国只是把地中海变成了内湖，穆斯林却还要加上印度洋，尽管控制了印度洋的已经不再是阿拉伯人。但不管怎么说，西起阿曼、也门、索马里，东至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包括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都在伊斯兰的旗帜之下。
结果是什么呢？是逼得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实际上那些航海家的初衷就是想绕过穆斯林的海上控制区，另辟通往印度的蹊径。由此可见，当时的伊斯兰何等强势。这种光焰万丈的强势甚至让许多人都黯然失色，以至于印度和罗马的两项发明竟被分别称为“阿拉伯数字”和“土耳其浴”。[13]
没错，两件事都张冠李戴了。[14]
这在穆斯林看来，当然证明了真主的伟大，而且这种伟大又来自安拉的至仁至慈，阿拉伯语叫拉赫曼（Rahmān）和拉希姆（Rahīm）。这也是安拉九十九个美名中处于首位的两个。正是这仁慈，让皈依伊斯兰的人越来越多。
那么请问，是这样吗？
恐怕是的。与许多人的想当然相反，伊斯兰教并不是或主要不是通过战争来传播的。战争确实存在，主动挑起争端的战事也为数不少。但，除了立足未稳的传创之初，战争的标的几乎从来就不是宗教信仰的改变，而是政治统辖和经济需求。只要能够达到这两个目的，阿拉伯人并不在乎被征服者信什么教。像查理曼那样，要求被征服者在皈依与为奴或死亡之间做出选择，即便有过，也极为罕见。[15]
于是宽容的政策便泽被臣民：首先是“有经”的犹太人和基督徒，然后扩大到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波斯人。他们被允许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并免服兵役。附带条件则只是不挑衅帝国的权威，安分守己并缴纳人头税和财产税。
这就让阿拉伯征服者大得人心。
其实，哈里发和他的统治集团并不欢迎其他民族皈依伊斯兰教。在他们看来，先知得到的天启原本只属于高贵的阿拉伯人。这是统治者的宗教，因此信仰真主应该是阿拉伯贵族和武士的特权。先知说得很清楚：所有的穆斯林彼此都是兄弟。那么，怎么可以有不是阿拉伯人的兄弟呢？[16]
何况成为穆斯林是有好处的。除了免税，还能光明正大地参加圣战。在阿拉伯帝国，当兵是令人羡慕的职业：战功赫赫的能成果丰硕，光荣牺牲的则能升入天园。如果听任其他人混入，蛋糕岂非不够分配，天园岂非拥挤不堪？
呵呵，宽容的背后也有种种考虑。
可惜青山遮不住，新皈依的原住民还是越来越多。他们叫做麦瓦里（mawali，阿拉伯语，下同），与阿拉伯穆斯林同工不同酬，纳税多而收入少。这就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并导致帝国的改朝换代，新王朝则很快就调整了政策：皈依不再受限制，所有人不论民族都得缴纳相同的土地税。毕竟，任何国家都一样：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不能没有财政收入。[17]
但，宽容作为一种精神却建立起来。
宽容来自先知的开明、罗马的传统和基督教的教训。当年穆罕默德率军进入麦加时，就只流了一点点血，也没有进行报复。麦加的贵族和居民轻轻松松就成群结队地皈依了新宗教，先知则大度地接纳了他们，尽管之前穆斯林的军队曾横扫半岛，穆圣的成功也首先是战场上的。
只不过，那要称为“吉哈德”（Jihād）。
吉哈德往往被理解为圣战，其实不然。它的阿拉伯语本义是奋斗，用于伊斯兰教则是“为主道而奋斗”，包括但并不特指战争。何况为真主而战只是“小吉哈德”，让安拉喜悦才是“大吉哈德”，比如萨拉姆（Salaam，和平）就是。这就要在适当的时候放下屠刀，尽管谁都不可能完全避免战争。
因此，阿拉伯人堪称温和的征服者。他们扩张，但没有破坏；占领，但没有迫害。他们的统治比拜占庭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的苛政更容易让人忍受，结果是许多地区的基督徒在穆斯林军团到来时放弃抵抗。因为他们早就得知，伊斯兰旗下叙利亚的同教派兄弟比自己过得更好。[18]
这就是教训。
教训让人成熟。伊斯兰教之所以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基督教在前面蹚路。我们知道，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源头都在犹太教，而犹太教是既苛严又高贵的。唯其高贵，所以苛严；唯其苛严，所以高贵。这才会对教徒的生活作出那么多的明确规定，而且那些名目繁多的清规戒律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保持民族和信仰的纯洁性。[19]
这种高贵感和纯洁性，使犹太人在地中海文明圈里成为特立独行的异类。要知道，把宗教当作艺术的希腊人决不道貌岸然。只要好玩和开心，他们并不在乎伤风败俗。打个比方说，犹太人就像佛教的律师，希腊人则有点像禅师。
对希腊文明亦步亦趋的罗马人也一样。
因此，当基督教作为犹太教的一个分支独立出来，尤其是大量外邦人皈依时，就面临一个难题：还要不要一丝不苟地坚持和延续犹太教的仪轨？比如，要不要割去新教徒阴茎的包皮？犹太人是要的，因为那是与上帝立约的证据。何况犹太人的想法跟我们并不相同。物以稀为贵。未能成为世界宗教在我们看来是个遗憾，他们却没准引以为豪。[20]
决心革故鼎新的基督教却不能这样想问题。相反，新宗教必须在信仰体系、教徒来源和生活方式三个方面都与老大哥画清界限。最后，占上风的意见认为，基督的牺牲和爱已经把我们从戒律中解放出来。新宗教不再是犹太人的，而是所有人的。与上帝签约的技术性问题也不难解决，那就是用谁都可以接受的洗礼替代让成年男子难堪的割礼。[21]
宽容才能壮大，改革才有前途，这就是结论。
基督教迈出了走向世界的关键一步，却又陷入了异端与正统的长期纷争。如前所述，正是诸如基督究竟只有一性还是二性之类的争端，把帝国和教会都拖入了泥潭。结果是基督教文明圈自毁长城，阿拉伯穆斯林乘虚而入，异端教派阵前倒戈，西部东部分道扬镳，想想真是何苦！
伊斯兰教就要简单得多。首先，他们明确宣布穆罕默德是人不是神，也不是神之子，这就没什么可争。其次，他们也没有特选观念，而是代之以安拉的普慈和特慈，即拉赫曼和拉希姆。拉希姆（特慈）就是在后世对穆斯林中的信仰坚定者和生前行善者独赐恩惠，拉赫曼（普慈）则是在今世对所有人都普施仁慈。普施仁慈就大公无私，独赐恩惠就赏罚分明。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而且简单明了。[22]
简单是最接近真理的，简单也是最容易实行的。希腊的科学，中国的禅宗，都得益于简单。但，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成为世界宗教，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文明，又没有那么简单。至少，与政治的关系就是问题。
王权与教权
与政治关系最深的是基督教。
犹太教就没有这个问题。首先，犹太人很早就失去了自己的祖国。国家都没有，哪来王权与教权之争？其次，犹太人也没有教会，无法形成与政权对抗的力量。因此，尽管他们在罗马人的眼里是精灵古怪和团结一致的，却又同时是易于识别和安分守己的，帝国对他们大可放心。
基督教则不一样。他们一开始就打破了民族界限，以信仰实现身份认同。结果，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基督徒，任何地方也都有可能出现基督徒。重要的是，他们居然还有自己的的组织，而且教会的号召力还不亚于政府。那些基督徒甚至宁可被扔进角斗场喂狮子，也不肯为帝国服兵役。[23]
罗马不能不镇压，尽管他们总体上是宽容的。
当然，帝国和教会最后还是“咸与维新”了。前者发现一神教其实更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后者则表示愿意支持“正义的战争”。可惜基督教并非救命稻草，教会这只大猫更不是可以饲养的宠物。因此，虽然握手言欢对双方权力的增长都不乏推动之功，但在度过一个不长不短的蜜月期后，有着自己财政收入、法律法规、行政体系和众多民众的教会便开始与帝国分庭抗礼，并被恰如其分地称为“教廷”。[24]
之后，借用中国的名词，便是教廷与朝廷的明争暗斗甚至公开翻脸，那些心怀鬼胎的封建领主和独立自主的大小城镇则扮演了墙头草的角色，哪边有利就倒向哪边。斗争也从来就没有过压倒性的胜利，教廷和朝廷都小心翼翼地恪守着底线：教皇不会说自己是皇帝，帝王也不以教皇自居。
当然，这种争风吃醋只发生在欧洲，君士坦丁堡的规矩却是最高主教（牧首）由皇帝指派并管辖。拜占庭后来变成伊斯兰的地盘并不再回归基督教，这可能是原因之一。[25]
宗教改革之前的历史，大体如此。
然而正是罗马帝国的“失误”使西方受益无穷。王权与教权的鹬蚌相争，让王室与教廷之外的其他各种集团和势力渔翁得利。包括宗教改革能够在德意志顺利进行，也都因为钻了这个空子。这才有了城市经济，有了市民阶级，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西方现代文明，尽管这是后话。
阿拉伯帝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
首先，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阿拉伯人没有国家。也就是说，他们是先立教后建国的。而且，先知穆罕默德既是宗教领袖，又是政治领袖；既是宗教的传创者，也是帝国的缔造者。以后的阿拉伯帝国也都政教合一，阿巴斯王朝的维齐尔（宰相）则只是行政权力的代理人。等到苏丹成为实际统治者并架空哈里发时，帝国也变成突厥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