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天才的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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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承宗非常欣赏袁崇焕。他坚信,这是一个必将震撼天下的人物,虽然当时的袁先生,只不过是个正五品兵备佥事
嘉靖四十二年(1563),孙承宗出生在北直隶保定府高阳(今河北省高阳县)。
生在这个地方,不是个好事。
作为明朝四大防御要地、蓟州防线的一部分,孙承宗基本是在前线长大的。
这个地方不好,或者说是太好。蒙古人强大的时候,经常来;女真人强大的时候,经常来;后来改叫金国,也常来,来抢。
来一次,抢一次,打一次。
这实在不是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别的小孩都怕,可孙承宗不怕。
非但不怕,还过得特别滋润。
他喜欢战争,喜欢研究战争。从小,别人读“四书”,他读兵书。成人后,别人往内地跑,他往边境跑,不为别的,就想看看边界。
万历六年(1578),保定府秀才孙承宗作出了一个决定——外出游学。这一年,他十六岁。在此后十余年的时间里,孙秀才游历四方,努力向学,练就了一身保国的本领。
当然,这是史料里正式的说法。
实际上,这位仁兄在这十几年来,大都是游而不学。要知道,他当年之所以考秀才,不是为了报国,说到底,是混口饭吃。游学?不用吃饭啊?
还好,孙秀才找到了一份比较好的工作——老师。从此,他开始在教育战线上奋斗,而且越奋斗越好,好到名声传到了京城。
万历二十年,在兵部某位官员的邀请下,孙秀才来到京城,成为了一位优秀的私人教师。
但是慢慢地,孙秀才有思想活动了。他发现,光教别人的孩子是不够的,能找别人教自己的孩子,才是正道。
于是第二年,他进入了国子监,刻苦读书,再一年后,他终于考中了举人。这一年,他三十二岁。
一般说来,考上举人,要么去考进士,要么去混个官。可让人费解的是,孙举人却依然安心当他的老师,具体原因无人知晓,估计他的工资比较高。
但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奇怪的决定,导致了他奇特的人生。
万历二十七年(1599),孙承宗的雇主奉命前往大同,就任大同巡抚。官不能丢,孩子的教育也不能丢,于是孙承宗跟着去了。
我记得,在一次访谈节目中,有一名罪犯说过:无论搞多少次普法教育,都是没用的,只要让大家去监狱住两天,亲自实践,就不会再犯罪了。
我同意这个说法,孙承宗应该也同意。
在那个地方,孙承宗发现了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世界,拼死的厮杀、血腥的战场、智慧的角逐、勇气的考验。
战争,是这个世界上最神秘莫测、最飘忽不定、最残酷、最困难、最考验智商的游戏。在战场上,兵法没有用,规则没有用。因为在这里,最好的兵法,就是实战,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
参考消息
愤怒的中年
万历二十九年(1601),三十九岁的孙承宗前往河北易州参加学使考察。一天夜里,他无意间撞见一群隶卒百般刁难和勒索一位儒童。上前问明原因之后,孙承宗义愤填膺,当即便怒斥隶卒,为那名可怜的儒童解了围。此事一时被传为美谈。
大同的孙老师没有实践经验,也无法上阵杀敌。然而,一件事情的发生却足以证实,他已经懂得了战争。
在明代,当兵是一份工作,是工作,就要拿工资,拿不到工资,自然要闹。一般人闹,无非是堵马路、喊几句。当兵的闹,就不同了,手里有家伙,要闹就往死里闹,专用名词叫做哗变。
这种事,谁遇上谁倒霉,大同巡抚运气不好,偏赶上了。有一次工资发得迟了点,当兵的不干,加上有人挑拨,于是大兵们二话不说,操刀就奔巡抚家去了。
巡抚大人慌得不行,里外堵得严严实实,门都出不去,想来想去没办法,寻死的心都有了。
关键时刻,他的家庭教师孙承宗先生出马了。
孙老师倒也没说啥,看着面前怒气冲冲、刀光闪闪的壮丽景象,他只是平静地说:
“饷银非常充足,请大家逐个去外面领取,如有冒领者,格杀勿论。”
士兵们一哄而散。
把复杂的问题弄简单,是一个优秀将领的基本素质。
孙承宗的镇定、从容、无畏表明:他有能力用最合适的方法处理最纷乱的局势,应对最凶恶的敌人。
大同,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孙承宗看到了战争,理解了战争,懂得了战争,并最终掌握了战争。他的掌握,来自他的天赋、理论以及每一次的感悟。
辽东,大孙承宗三岁的努尔哈赤正在讨伐女真哈达部的路上。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位精通战争的将领,他的精通,来自砍杀、冲锋以及每一次拼死的冒险。
两个天赋异禀的人,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进入了战争这个神秘的领域,并获知了其中的奥秘。
二十年后,他们将相遇,以实践来检验他们的天才与成绩。
相遇
万历三十二年(1604),孙承宗向他的雇主告别,踏上了前往京城的道路。他的目标,是科举。这一年,他四十二岁。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秀才、落魄秀才,教师、优秀教师,举人、军事观察员,目睹战争的破坏、聆听无奈的哀号、体会无助的痛苦,孙承宗最终确定了自己的道路。
他决定放弃稳定舒适的生活,他决定以身许国。
于是在几十年半吊子生活之后,考场老将孙承宗打算认真地考一次。
这一认真,就有点过了。
放榜的那天,孙承宗得知了自己的考试名次——第二,全国第二。
换句话说,他是榜眼。
按照明朝规定,榜眼必定是庶吉士,必定是翰林。于是在上岗培训后,孙承宗进入翰林院,成为一名正七品编修。
之前讲过,明代朝廷是讲出身的,除个别特例外,要想进入内阁,必须是翰林出身。否则,即使你工作再努力,能力再突出,也是白搭。这是一个公认的潜规则。
但请特别注意,要入内阁,必须是翰林,是翰林,却未必能入内阁。
毕竟翰林院里不止一个人,什么学士、侍读学士、侍讲、修撰、检讨,多了去了,内阁才几个人,还得排队等,前面的人死一个才能上一个,实在不易。
孙承宗就是排队等的人之一,他的运气不好,等了足足十年,都没结果。
第十一年,机会来了。
万历四十二年(1614),孙承宗调任詹事府谕德。
这是一个小官,却有着远大的前程,因为它的主要职责是给太子讲课。
从此,孙承宗成了太子朱常洛的老师,在前方等待着他的,是无比光明的未来。
光明了一个月。
万历四十八年,即位仅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去世。
但对于孙承宗而言,这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学生——朱由校。
教完了爹再教儿子,真可谓诲人不倦。
天启皇帝朱由校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就好做个木工,所以除木匠师傅外,他对其他老师极不感冒。
但孙承宗是唯一的例外。
由于孙老师长期从事儿童(私塾)教育,对木头型、愚笨型、死不用功型的小孩,一向都有点办法,所以几堂课教下来,皇帝陛下立即喜欢上了孙老师。他从没有叫过孙承宗的名字,而代以一个固定的称谓——“吾师”。
这个称呼,皇帝陛下叫了整整七年,直到去世为止。
他始终保持对孙老师的信任,无论何人,以何种方式挑拨、中伤,都无济于事。
我说的这个“何人”,是指魏忠贤。
正因为关系紧、后台硬,孙老师在仕途上走得很快,近似于飞。一年时间,他就从五品小官,升任兵部尚书,进入内阁成为东阁大学士。
所以,当那封打小报告的信送上来后,天启才会找到孙承宗,征询他的意见。
可孙承宗同志的回答,却出乎皇帝的意料:
“我也不知如何决断。”
幸好后面还有一句:
“让我去看看吧。”
天启二年,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来到山海关。
孙承宗并不了解王在晋,但到山海关和八里铺转了一圈后,他对王大人便有了一个直观且清晰的判断——这人是个白痴。
他随即找来了王在晋,开始了一段在历史上极其有名的谈话。
在谈话的开头,气氛是和谐的,孙承宗的语气非常客气:
“你的新城建成之后,是要把旧城的四万军队拉过来驻守吗?”
参考消息
他的成功不能复制
孙承宗之所以在皇帝私人教师这个岗位上如鱼得水,除了家教经验丰富,善于把握学生心理之外,他还有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他是从基层做起的,对政治、军事、民生等都有十分丰富的阅历,讲课时能够紧密联系实际,趣味性很强;其次,他的声音很有穿透力,史载“声如鼓钟,殷动墙壁”,学生想打瞌睡都难;再次,他作为河北高阳人,虽然官话不是很标准,但高阳话咬字清楚,这就比他的同事浙江讲官钱象坤等人强多了。综上所述,也难怪朱由校最喜欢孙老师的课了,每次课后,他都会说自己“开窍了”。
王在晋本以为孙大人是来找麻烦的,没想到如此友善,当即回答:
“不是的,我打算再调集四万人来守城。”
但王大人并不知道,孙先生是当过老师的人,对笨人从不一棍子打死,总是慢慢地折腾:
“照你这么说,方圆八里之内,就有八万守军了,是吗?”
王大人还没回过味来,高兴地答应了一声:
“是的,没错啊。”
于是,孙老师算账的时候到了:
“只有八里,竟然有八万守军?你把新城修在旧城前面,那旧城前面的地雷、绊马坑,你打算让我们自己人去吗?!”
“新城离旧城这么近,如果新城守得住,还要旧城干什么?!”
“如果新城守不住,四万守军败退到旧城城下,你是准备开门让他们进来,还是闭关守城,看着他们死绝?!”
王大人估计被打蒙了,半天没言语,想了半天,才憋出来一句话:
“当然不能开门,但可以让他们从关外的三道关进来。此外,我还在山上建好了三座军寨,接应败退的部队。”
这么蠢的孩子,估计孙老师还没见过,所以他真的发火了:
“仗还没打,你就准备接应败军?不是让他们打败仗吗?而且我军可以进入军寨,敌军就不能进吗?现在局势如此危急,不想着恢复国土,只想着躲在关内,京城永无宁日!”
王同学彻底无语了。
事实证明,孙老师是对的,如果新关被攻破,旧关必定难保,因两地只隔八里,逃兵无路可逃,只能往关里跑,到时逃兵当先锋,努尔哈赤当后队,不用打,靠挤,就能把门挤破。
这充分说明,想出此计划的王在晋,是个不折不扣的蠢货。
但聪明的孙老师,似乎也不是什么善类,他没有帮助迟钝生王在晋的耐心,当即给他的另一个学生——皇帝陛下写了封信,直接把王经略调往南京养老去了。
赶走王在晋后,孙承宗想起了那封信,便向身边人吩咐了这样一件事:
“把那个写信批驳王在晋的人叫来。”
很快,他就见到了那个打上级小报告的人,他与此人彻夜长谈,一见如故,感佩于这个人的才华、勇气和资质。
这是无争议的民族英雄孙承宗,与有争议的民族英雄袁崇焕的第一次见面。
孙承宗非常欣赏袁崇焕。他坚信,这是一个必将震撼天下的人物,虽然当时的袁先生,只不过是个正五品兵备佥事。
事实上,王在晋并不是袁崇焕的敌人,相反,他一直很喜欢袁崇焕,还对其信任有加,但袁崇焕仍然打了他的小报告,且毫不犹豫。
对于这个疑问,袁崇焕的回答十分简单:
“因为他的判断是错的,八里铺不能守住山海关。”
于是孙承宗问出了第二个问题:
“你认为,应该选择哪里?”
袁崇焕回答,只有一个选择。
然后,他的手指向了那个唯一的地点——宁远。
宁远,即今辽宁兴城,位居辽西走廊中央,距山海关两百余里,是辽西的重要据点,位置非常险要。
虽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宁远很重要、很险要,但几乎所有的人也都认为,坚守宁远,是一个愚蠢的决定。
因为当时的明朝,已经丢失了整个辽东,手中仅存的只有山海关。关外都是敌人,跑出两百多里,到敌人前方去开辟根据地,主动深陷重围,让敌人围着打,这不是勇敢,是缺心眼儿。
我原先也不明白,后来我去了一趟宁远,明白了。
宁远是一座既不大,也不起眼的城市,但当我登上城楼,看到四周地形的时候,才终于确定,这是个注定让努尔哈赤先生欲哭无泪的地方。
因为它的四周三面环山,还有一面,是海。
说宁远是山区,其实也不夸张。它的东边是首山,西边是窟窿山,中间的道路很窄,是个典型的关门打狗地形。努尔哈赤先生要从北面进攻这里,是很辛苦的。
当然了,有人会说,既然难走,那不走总行了吧。
很可惜,虽然走这里很让人恶心,但不恶心是不行的,因为辽东虽大,要进攻山海关,却必须从这里走。
此路不通让人苦恼,再加个别无他路,就只能去撞墙了。
是的,还会有人说,辽东都丢了,这里只是孤城,努尔哈赤占有优势,兵力很强,动员几万人把城团团围住,光是围城,就能把人饿死。
这是一个理论上可行的方案,仅仅是理论。
如果努尔哈赤先生这样做了,那么我可以肯定,最先被拖垮的一定是他自己。
因为宁远最让人绝望的地方,并不是山,而是海。
明朝为征战辽东,在山东登州地区修建了仓库,如遇敌军围城,船队就能将粮食装备源源不断地送到沿海地区,当然也包括宁远。
而努尔哈赤先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要知道,他的军队里,没有海军这个兵种。
更为重要的是,距离宁远不远的地方,有个觉华岛,在岛上有明军的后勤仓库,可以随时支援宁远。
之所以把仓库建在岛上,原因很简单,明朝人都知道:后金没有海军,没有翅膀,飞不过来。
但有些事,是说不准的。
上个月,我从宁远坐船,前往觉华岛(现名菊花岛),才发现,原来所谓不远,也挺远,在海上走了半个多钟头才到。
上岸之后,就只能眺望宁远了。于是,我问了当地人一个问题:你们离陆地这么远,生活用品用船运很麻烦吧?
他回答:我们也用汽车拉,不麻烦。
然后补充一句:冬天,海面会结冰。
我又问:这么宽的海面(我估算了一下,大概有十公里),都能冻住吗?
他回答:一般情况下,冻不住。
接着又补充:去年,冻住了。
去年,是2007年,冬天很冷。
于是,我想起了三百八十一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我知道,那一年的冬天,也很冷。
学生
孙承宗接受了袁崇焕的意见,他决定,在宁远筑城。
筑城的重任,他交给了袁崇焕。
但要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争,这些还远远不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孙承宗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练兵。
当时他手下的士兵,总共有七万多人。数字挺大,但也就是个数字,一查才发现,有上万人压根儿不存在,都是空额,工资全让老领导们拿走了。
这是假人,留下来的真人也不顶用。很多兵都是老兵油子,领饷时带头冲,打仗时带头跑,特别是关内某些地方的兵,据说逃跑时的速度,敌人骑马都赶不上。
对于这批人,孙承宗用一个字就都打发了:滚。
他遣散了上万名撤退先锋,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极具战斗力的群体——难民。
难民,就是原本住得好好的人,突然被人赶走,地被占了,房子被烧,老婆孩子被杀,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让这样的人去参军打仗,是不需要动员的。
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军事政策——以辽人守辽土。
孙承宗从难民中挑选了七千人,编入了自己的军队。四年后,他们的仇恨将成为战胜敌人的力量。
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很多事,大致如下:
修复大城九座,城堡四十五座;练兵十一万,训练弓弩手、火炮手五万;立军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军事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守城的礌石)、卤盾等数万具。另外,拓地四百里;召集辽人四十余万,训练辽兵三万;屯田五千顷,岁入十五万两白银。
参考消息
辽人能不能用?
所谓辽人,简单来讲,就是东北边疆的边民。明末在辽人能否为兵这个问题上,朝廷高层曾有过截然不同的判断:熊廷弼认为“辽人不可用”,孙承宗则力主“以辽人守辽土”。这两个主张看似矛盾,实际上却都符合实际情况。熊廷弼在任时,朝廷的控制力还在,辽人但凡有点门路的,都只顾着逃亡,根本无心抵抗,明军中所招募的辽人,没多久就逃了个干干净净;等孙承宗上位时,后金已经控制了局势,努尔哈赤将当地汉民当成奴隶驱使,横加屠戮,于是辽人的反抗意识开始觉醒,各地多次爆发抗金斗争,朝廷对辽人的态度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具体细节不知道,看起来确实很多。
应该说,孙承宗所做的这些工作非常重要,但绝不是最重要的。
17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人才。
天启二年,孙承宗已经六十岁了。他很清楚,虽然他熟悉战争、精通战争,有着挽救危局的能力,但他毕竟老了。
为了大明江山,为了百姓的安宁,为了报国的理想,做了一辈子老师的孙承宗决定,收下最后一个学生,并把自己的谋略、战法、无畏的信念,以及永不放弃希望的勇气,全部传授给他。
他很欣慰,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袁崇焕。
在他看来,袁崇焕虽然不是武将出身(进士),也没怎么打过仗,但这是一个具备卓越军事天赋的人,能够在复杂的形势下,作出正确的判断。
更重要的是,袁崇焕有着战死沙场的决心。
因为在战场上,求生者死,求死者生。
在之后的时间里,他着力培养袁崇焕。巡察带着他,练兵带着他,甚至机密决策也都让他参与。
当然,孙老师除了给袁同学开小灶外,还让他当了班干部,从宁前兵备副使、宁前道,再到人事部(吏部)的高级预备干部(巡抚),只用了三年。
袁崇焕用实际行动证明,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优等生。三年里,他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并熟练掌握了孙承宗传授的所有技巧、战术与战略。
在这几年中,袁崇焕除学习外,主要的工作是修建宁远城,加强防御。然而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后金军以骑兵为主,擅长奔袭,行动迅猛,抢了就能跑。而明军以步兵为主,骑兵质量又不行,打到后来,只能坚守城池,基本上是敌进我退,敌退我不追。这么下去,到哪儿才是个头?
是的,防守是不够的,仅凭城池、步兵坚守,是远远不够的。
彻底战胜敌人强大骑兵的唯一方式,就是建立一支同样强大的骑兵。
所以,在孙老师的帮助下,他开始召集难民,仔细挑选,进行严格训练。只有最勇猛精锐、最苦大仇深的士兵,才有参加这支军队的资格。
同时,他饲养优良马匹,大量制造明朝最先进的火器三眼神铳,配发到每个人的手中,并反复操练骑兵战法,冲刺砍杀,一丝不苟。
因为他所需要的,是这样一支军队:无论面临绝境,或是深陷重围,这支军队都能够战斗到最后一刻,决不投降。
他成功了。
他最终训练出了一支这样的军队,一支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终其一生,直至明朝灭亡,也未能彻底战胜的军队。
在历史上,这支军队的名字,叫做关宁铁骑。
袁崇焕的成长,远远超出了孙承宗的预料,无论是练兵、防守、战术,都已无懈可击。虽然此时,他还只是个无名小卒。
对这个学生,孙老师十分满意。
但他终究还是发现了袁崇焕的一个缺点,一个看似无足轻重的缺点,从一件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事上。
参考消息
历史上的精锐骑兵
除了关宁铁骑和八旗骑兵外,历史上还有不少横绝一时的精锐骑兵部队。比较著名的有:光武帝刘秀横扫群雄时所倚重的“幽州突骑”、曹操手下的王牌“虎豹骑”、蜀国马超率领的“西凉铁骑”、唐太宗李世民的“玄甲兵”、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创建的“铁鹞子”、金朝金兀手下的“铁浮图”和“拐子马”、南宋名将岳飞手底下的“特种部队”“背嵬军”、成吉思汗亲自指挥的护卫兵团“怯薛军”,等等。
天启三年(1623),辽东巡抚阎鸣泰接到举报,说副总兵杜应魁冒领军饷。
要换在平时,这也不算是个事,但孙老师刚刚整顿过,有人竟然敢顶风作案,必须要严查。
于是他派出袁崇焕前去核实此事。
袁崇焕很负责任,到地方后不眠不休,开始查账清人数。一算下来,没错,杜总兵确实贪污了,叫来谈话,杜总兵也认了。
按规定,袁特派员的职责到此结束,就该回去报告情况了。
可是袁大人似乎太过积极,谈话刚刚结束,他竟然连个招呼都不打,当场就把杜总兵给砍了。被砍的时候,杜总兵还在做痛哭流涕忏悔状。
事发太过突然,在场的人都傻了,等大家回过味来,杜总兵某些部下已经操家伙,准备奔着袁大人去了。
杜应魁毕竟是朝廷命官,你又不是直属长官,啥命令没有,到地方就把人给砍了,算是怎么回事?
好在杜总兵只是副总兵,一把手还在。好说歹说,才把群众情绪安抚下去,袁特派员这才安然返回。
返回之后的第一个待遇,是孙承宗的一顿臭骂:
“杀人之前,竟然不请示!杀人之后,竟然不通报!士兵差点哗变,你也不报告!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你到底杀了什么人,以何理由要杀他!
“据说你杀人的时候,只说是奉了上级的命令,如果你凭上级的命令就可以杀人,那还要上方宝剑(皇帝特批孙承宗一柄)干什么?!”
袁崇焕没有吱声。
就事情本身而言,并不大,却相当恶劣。既不是直系领导,又没有上方宝剑,竟敢擅自杀人,实在太过嚣张。
但此刻人才难得,为了这么个事,把袁崇焕给办了,似乎也不现实。于是孙承宗把这件事压了下去,他希望袁崇焕能从中吸取教训:意气用事,胡乱杀人,是绝对错误的。
事后证明,袁崇焕确实吸取了教训。当然,他的认识和孙老师的有所不同:
不是领导,没有上方宝剑,擅自杀人,是不对的。那么是领导,有了上方宝剑,再擅自杀人,就应该是对的。
关宁防线
从某个角度讲,他这一辈子,就栽在这个认识上。
不过局部服从整体,杜总兵死了也就死了,无所谓。事实上,此时辽东的形势相当好,宁远以及附近的松山、中前所、中后所等据点已经连成了一片,著名的关宁(山海关——宁远)防线初步建成,驻守明军已达十一万人,粮食可以供应三年以上,关外两百多公里土地重新落入明朝手中。
孙承宗修好了城池,整好了军队,找好了学生,恢复了国土,但这一切还不够。
要应对即将到来的敌人,单靠袁崇焕是不行的,必须再找几个得力的助手。
助手
袁崇焕刚到宁远时,看到的是破墙破砖,一片荒芜,不禁感叹良多。
然而,很快就有人告诉他,这是刚修过的。事实上,已有一位将领在此筑城,而且还筑了一年多。
修了一年多,就修成这个破样?袁崇焕十分恼火,于是他把这个人叫了过来,死骂了一顿。
没想到,这位仁兄全然没有之前被砍死的那位杜总兵的觉悟,非但不认错,竟然还跳起来,跟袁大人对骂,张口就是“老子打了多少年仗,你懂个屁”之类的浑话。
这就是当时的懒散游击将军,后来的辽东名将祖大寿的首次亮相。
祖大寿,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有名到连在他家干活的仆人祖宽都进了《明史》列传。然而,这位名人本人的列传,却在《清史稿》里,因为他最终还是换了老板。
但奇怪的是,和有同样遭遇的吴某某、尚某某、耿某某比起来,他的名声相当好,说他是×奸的人,似乎也不多。原因在于,他已尽到了自己的本分。
祖大寿,字复宇,辽东宁远人,生在宁远,长在宁远,参军还在宁远。此人脾气暴躁,品性凶狠,好持刀砍人,并凭借多年砍人之业绩,升官当上了游击,熊廷弼在的时候很赏识他。
后来熊廷弼走了,王化贞来了,也很赏识他,并且任命他为中军游击,镇守广宁城。
参考消息
家丁制度
明代弘治前后,军队中的将帅私养家丁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所谓“家丁”,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仆人,说白了就是将帅防身御敌的私人武装。这些人经过严格的挑选,大都身强体壮、弓马娴熟,战斗力极强。他们的待遇很高,衣食器械都由主人供给,双方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由于卫所军队腐败,缺乏战斗力,为了应付日益严峻的边防危机,朝廷越来越倚重这些私人家丁。到了嘉靖中期,明廷开始由国家出饷,供养将帅私养的家丁,并逐渐形成制度。这些人当中混得好的,一般都能混个一官半职,甚至有可能成为高级将领。
再后来,孙得功叛乱,王化贞逃跑了,关键时刻,祖大寿二话不说,也跑了。
但他并没有跑回去,而是率领军队跑到了觉华岛继续坚守。
坚守原则,却不吃眼前亏。从后来十几年中他干过的那些事来看,这是他贯彻始终的人生哲学。
对于一个在阎王殿参观过好几次的人而言,袁崇焕这种进士出身,连仗都没打过的人,竟然还敢跑来抖威风,是纯粹的找抽,不骂是不行的。
这场对骂的过程并不清楚,但结果是明确的。袁大人虽然没当过兵,脾气却比当兵的更坏,正如他的那句名言:“你道本部院是个书生,本部院却是一个将首!”双方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下来,祖大寿认输了。
从此,他成为了袁崇焕的忠实部下、大明的优秀将领、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
祖大寿,袁崇焕的第一个助手。
其实祖大寿这个名字,是很讨巧的,因为用当地口音,不留神就会读成祖大舅。为了不至于乱了辈分,无论上级下属,都只是称其职务,而不呼其姓名。
只有一个人,由始至终、坚定不移地称其为大舅,原因很简单,祖大寿确实是他的大舅。
这个人名叫吴三桂。
当时的吴三桂不过十一二岁,尚未成年,既然未成年,就不多说了。事实上,在当年,他的父亲吴襄,是一个比他重要得多的人物。
吴襄,辽宁绥中人,祖籍江苏高邮,武举人。
其实按史料的说法,吴襄先生的祖上,本来是买卖人,从江苏跑到辽东,是来做生意的。可是到他这辈,估计是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了,于是一咬牙,去考了武举,从此参加军队,迈上丘八的道路。
由于吴先生素质高,有文化(至少识字吧),和兵营里的那些傻大粗不一样,祖大寿对其比较赏识,刻意提拔,还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他。
吴襄没有辜负祖大寿的信任,在此后十余年的战斗中,他和他的儿子,将成为大明依靠的支柱。
吴襄,袁崇焕的第二个助手。
在逃到宁远之前,吴襄和祖大寿是王化贞的下属;在王化贞到来之前,他们是毛文龙的下属。
现在看来,毛文龙似乎并不有名,也不重要,但在当时,他是个非常有名,且极其重要的人,至少比袁崇焕重要得多。
天启初年的袁崇焕是宁前道,毛文龙是皮岛总兵。
准确地说,袁崇焕,是宁前地区镇守者,朝廷四品文官。
而毛文龙,是左都督、朝廷一品武官、平辽将军、上方宝剑的持有者、辽东地区最高级别军事指挥官。
换句话说,毛总兵比袁大人要大好几级。与毛文龙相比,袁崇焕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无名小卒,双方根本就不在同一档次上。
因为毛总兵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总兵。
明朝总兵的演进
明代的总兵,是个统称,相当于司令员。但是,管几个省的,可以叫司令员,管一个县的,也可以叫司令员。比如,那位吃空额贪污的杜应魁,人家也是个副总兵,但袁特派员说砍就把他砍了,连眼睛都不眨,检讨都不写。
总而言之,明代总兵是分级别的,有分路总兵、协守总兵等,而最高档次的,是总镇总兵。
毛文龙,就是总镇总兵。事实上,他是大明在关外唯一的总镇级总兵。
总镇总兵,用今天的话说,是大军区司令员,地位十分之高,一般都附带将军头衔(相当于荣誉称号,如平辽、破虏等),极个别的还兼国防部长(兵部尚书)。
明朝全国的总镇总兵编制有二十人,十四个死在关外,现存六人,毛文龙算一个。
但在这些幸存者之中,毛总兵是比较特别的。虽然他的级别很高,但他管的地盘很小——皮岛,也就是个岛。
皮岛,别名东江,位处鸭绿江口,位置险要,东西长十五里,南北宽十二里。毛总兵就驻扎在上面,是为毛岛主。
这是个很奇怪的事。一般说来,总镇总兵管辖的地方很大,不是省军区司令,也是地区军区司令,只有毛总兵,是岛军区司令。
但没有人觉得奇怪,因为其他总兵的地盘,是接管的,而毛总兵的地盘,是自己抢来的。
毛文龙,万历四年(1576)生人,浙江杭州人,童年的主要娱乐是四处蹭饭吃。
参考消息
下棋下出来的兵法
毛文龙十分痴迷围棋,曾放言:“杀得北斗归南。”朋友问他是什么意思,他答道:“行棋如决战,对垒若交锋,个中先天深意,谁能悟之?”他听说西湖净慈寺有个叫逍遥子的道士,精通棋道,便跑去请教。道士告诉他:“昔日马融曾有《围棋赋》;班固也作有《弈旨》之论;大战在即,谢安还能淡定自若地下棋,最后大败后秦;费出征前仍能全神贯注地对弈,后来果然击退魏军。这里面的玄机是讲也讲不完的,所谓兵法,都在棋里啊!”临别前,道士又送了他一本秘笈,毛文龙读后,如醍醐灌顶,遂领悟到了兵法的奥妙。
由于家里太穷,毛文龙吃不饱饭,自然上不起私塾,考不上进士。而就我找到的史料看,他似乎也不是斗狠的主儿,打架撒泼的功夫也差点,不能考试,又不能闹腾,算是百无一用,比书生还差。
但要说他什么都没干,那也不对,为了谋生,他开始从事服务行业——算命。
算命是个技术活,就算真不懂,也要真能忽悠,于是毛文龙开始研究麻衣相术、测字、八卦等。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这方面的学问没学到家,给人家算了几十年的命,就没顾上给自己算一卦。
不过,他在另一方面的造诣,是绝对值得肯定的——兵法。
在平时只教语文、考试只考作文的我国古代,算命、兵法、天文这类学科都是杂学,且经常扎堆,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统称——阴阳学。
而迫于生计,毛先生平时看的大都是这类杂书,所以他虽没上过私塾,却并非没读过书。据说他不但精通兵法理论,还经常用于实践——聊天时用来吹牛。
就这么一路算,一路吹,混到了三十岁。
不知是哪一天,哪根弦不对,毛文龙突然决定,结束自己现在的生活,毅然北上寻找工作。
他一路到了辽东,遇见当时的巡抚王化贞,王化贞和他一见如故,认为他是优秀人才,当即任命他为都司,进入军队任职。
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这样的好事,没错,前面两句话是逗你们玩的。
毛文龙先生之所以痛下决心北上求职,是因为他的舅舅时来运转,当上了山东布政使,跟王化贞关系很好,并向王巡抚推荐了自己的外甥。
王巡抚给了面子,帮毛文龙找了份工作,具体情况就是如此。
在王化贞看来,给毛文龙安排工作,是挣了毛文龙舅舅的一个人情,但事实证明,办这件事,是挣了大明的一个人情。
毛文龙就这样到部队上班了,虽说只是个都司,但在地方而言,也算是高级干部了,至少能陪县领导吃饭。问题在于,毛都司刚去的时候,不怎么吃得开,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关系户,都知道他没打过仗,所以,都瞧不起他。
直到那一天的到来——天启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这一天,辽阳陷落,辽东经略袁应泰自尽,数万守军全军覆没。至此,广宁之外,明朝在辽东已无立足之地。
难民携家带口,士兵丢弃武器,大家纷纷向关内逃窜。
除了毛文龙。
毛文龙没有跑,但必须说明的是,他之所以不跑,不是道德有多高尚,而是实在跑不掉了。
由于辽阳失陷太快,毛先生反应不够快,没来得及跑,落在了后面,被后金军堵住,没辙了。
如果只有他一个人,化化装,往脸上抹把土,没准儿还能混过去。不幸的是,他的手下还有两百来号士兵。
带着这么群累赘,想溜溜不掉,想打打不过,明军忙着跑,后金军忙着追,敌人不管他,自己人也不管他。毛文龙此时的处境,可以用一个词完美地概括——弃卒。
当众人一片哀鸣,认定走投无路之际,毛文龙找到了一条路——下海。
他找来了船只,士兵们安全撤退到了海上。
然而很快,士兵们就发现,他们行进的方向不是广宁,更不是关外。
“我们去镇江。”毛文龙答。
于是大家都傻了。
所谓镇江,不是江苏镇江,而是辽东的镇江堡。此地位于鸭绿江入海口,与朝鲜隔江而立,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极其坚固,易守难攻。
但大家之所以吃惊,不是由于它很重要、很坚固,而是因为它压根儿就不在明朝手里。
辽阳、沈阳失陷之前,这里就换地主了,早就成了后金的大后方,且有重兵驻守。这个时候去镇江堡,动机只有两个:投敌,或是找死。
然而毛文龙说,我们既不投敌,也不寻死,我们的目的,是攻占镇江。
很明显,这是在开玩笑。辽阳已经失陷了,没有人抵抗,没有人能够抵抗,大家的心中,有着共同且唯一的美好心愿——逃命。
但是毛文龙又说:我没有开玩笑。
我们要从这里出发,横跨海峡,航行上千里,到达敌人重兵集结的坚固堡垒,凭借我们这支破烂不堪、装备不齐、刚刚一败涂地、只有几百人的队伍,去攻击装备精良、气焰嚣张、刚刚大获全胜的敌人,是以寡敌众。
我们不逃命,我们要攻击,我们要彻底地击败他们,我们要收复镇江,收复原本属于我们的土地!
没有人再惊讶,也没有人再反对,因为很明显,这是一个合理的理由,一个足以让他们前去攻打镇江、义无反顾的理由。
在夜幕的掩护下,毛文龙率军抵达了镇江堡。
事实证明,他或许是个冲动的人,但绝不是个愚蠢的人。如同预先彩排的一样,毛文龙发动了进攻。后金军队万万想不到,在大后方竟然还会被人捅一刀,没有丝毫准备,黑灯瞎火的,也不知到底来了多少人,从哪里来,只能惊慌失措,四散奔逃。
此战明军大胜,歼灭后金军千余人,阵斩守将佟养真,收复镇江堡周边百里地域,史称“镇江堡大捷”。
这是自努尔哈赤起兵以来,明朝在辽东最大、也是唯一的胜仗。
消息传来,王化贞十分高兴,当即任命毛文龙为副总兵,镇守镇江堡。
后金丢失镇江堡后,极为震惊,派出大队兵马,打算把毛文龙赶进海里喂鱼。由于敌太众,我太寡,毛文龙丢失了镇江堡,被赶进了海里,但他没有喂鱼,却开始钓鱼——退守皮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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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捷还是奇祸?
收复镇江,在王化贞看来是一次“奇捷”,他居然不跟熊廷弼打声招呼,就直接向朝廷去献俘请功。对此,熊廷弼很是恼火,他认为毛文龙此举乃“奇祸”,非但无功,反而有罪。因为当时各方面的军事部署还没有集结完毕,发动攻势过早,不仅会打乱原本的全盘部署,还会激怒后金,导致他们报复民众。由于毛文龙的举动迎合了辽人急欲收复失地的心理,再加上大学士叶向高、兵部尚书张鹤鸣等都力挺王化贞,熊廷弼的意见根本没人支持。此后不久,果然发生了屠城事件。
毕竟只是个岛,所以刚开始时,谁也没把他当回事。可不久之后,他就用实际行动,让努尔哈赤先生领会了痛苦的真正含义。
自天启元年以来,毛文龙就没休息过,每年派若干人,出去若干天,干若干事,不是放火,就是打劫,搞得后金不得安生。
更烦人的是,毛岛主本人实在狡猾无比,你没有准备,他就上岸踢你一脚,你集结兵力,设好埋伏,他又不来了,就如同耳边嗡嗡叫的蚊子,能把人活活折磨死。
后来努尔哈赤也烦了,估计毛岛主也只能打打游击,索性不答理他,让他去闹。没想到,毛岛主又给了他一个意外惊喜。
天启三年,就在后金军的眼皮底下,毛岛主突然出兵,一举攻占金州(今辽宁金州),而且占住就不走了,在努尔哈赤的后院放了把大火。
努尔哈赤是真没法了。要派兵进剿,却是我进敌退;要登陆作战,又没有那个技术;要打海战,又没有海军,实在头疼不已。
努尔哈赤是越来越头疼,毛岛主却越来越折腾,按电视剧里的说法,住孤岛上应该是个很惨的事,要啥啥没有,天天坐在沙滩上啃椰子,眼巴巴地盼着人来救。
可是毛文龙的孤岛生活过得相当充实,照史书上的说法,是“召集流民,集备军需,远近商贾纷至沓来,货物齐备,捐税丰厚”。
这就是说,毛岛主在岛上搞得很好,大家都不在陆地上混了,跟着跑来讨生活,岛上的商品经济也很发达,还能抽税。
这还不算,毛岛主除了搞活内需外,还做进出口贸易,日本、朝鲜都有他的固定客商。据说连后金管辖区也有人和他做生意,反正那鬼地方没海关,国家也不征税,所以毛岛主的收入相当多,据说每个月都有十几万两白银。
有钱,自然就有人了。在高薪的诱惑下,上岛当兵的越来越多,原本只有两百多人,后来袁崇焕上岛清点人数时,竟然清出了三万人。
值得夸奖的是,在做副业的同时,毛岛主并没有忘记本职工作。在之后的几年中,他创造了很多业绩,摘录如下:
天启三年,占金州。
四年五月,遣将沿鸭绿江越长白山,侵后金国东偏。
同年八月,遣兵从义州城西渡江,入岛中屯田。
五年六月,遣兵袭耀州之官屯寨。
六年五月,遣兵袭鞍山驿,越数日又遣兵袭撤尔河,攻城南。
乱打一气不说,竟然跑到人家地面上屯田种粮食,实在太嚣张了。
努尔哈赤先生如果不恨他,那是不正常的。
可是恨也白恨,科技跟不上,只能眼睁睁看着毛岛主胡乱闹腾。
拜毛文龙同志所赐,后金军队每次出去打仗的时候,很有一点惊弓之鸟的感觉,唯恐毛岛主在背后打黑枪,以至于长久以来不能安心抢掠,工作精力和情绪受到极大影响,反响极其恶劣。
如此成就,自然无人敢管,朝廷哄着他,王化贞护着他。后来,王在晋接任了辽东经略,都得把他供起来。
毛文龙,袁崇焕的第三个帮助者,现在的上级、未来的敌人。
天启三年,袁崇焕正热火朝天地在宁远修城墙的时候,另一个人到达宁远。
这个人是孙承宗派来的,他的职责,是与袁崇焕一同守护宁远。这个人的名字叫满桂。
满桂,宣府人,蒙古族,很穷,很勇敢。
满桂同志应该算是个标准的打仗苗子,从小爱好打猎,长大参军了,就爱好打人。在军队中混了很多年,每次出去打仗,都能砍死几个,可谓战功显赫。然而战功如此显赫,混到四十多岁,才是个百户。
倒不是有人打压他,实在是因为他太实在。
明朝规定,如果你砍死敌兵一人(要有首级),那么恭喜你,接下来你有两种选择:一、升官一级;二、得赏银五十两。
每次满桂都选第二种,因为他很缺钱。
我不认为满桂很贪婪,事实上,他很老实。
因为他并不知道,选第二种的人,能拿钱,而选第一种的,既能拿权,也能拿钱。
就这么个混法,估计到死前,能混到个千户,就算老天开眼了。
然而,数年之后一个人的失败,造就了他的成功。这个失败的人,是杨镐。
万历四十七年(1619),杨镐率四路大军,在萨尔浒全军覆没,光将领就死了三百多人。朝廷没人了,只能下令破格提拔,满桂同志就此改头换面,当上了明军的高级将领——参将。
但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另一个成功的人——孙承宗。
天启二年,在巡边的路上,孙承宗遇见了满桂,对这位老兵油子极其欣赏(大奇之),高兴之余,就给他升官,把他调到山海关,当上了副总兵。一年后,满桂被调往宁远,担任守将。
满桂是一个优秀的将领,他不但作战勇敢,而且经验丰富,还能搞外交。
当时的蒙古部落,已经成为后金军队的同盟,无论打劫、打仗都跟着一起来,明军压力很大。而满桂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他利用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对同胞进行了长时间耐心的劝说;对于不听劝说的,也进行了长时间耐心的攻打。很快,大家就被他又打又拉的诚恳态度所感动,全都服气了(桂善操纵,诸部咸服)。
此外,他很擅长堆砖头,经常亲自监工砌墙;还很喜欢练兵,经常把手下的兵练得七倒八歪。
就这样,在满桂的不懈努力下,宁远由当初一座较大的废墟,变成了一座较大的城市(军民五万余家,屯种远至五十里)。
而作为宁远地区的最高武官,他与袁崇焕的关系也相当好。
其实矛盾还是有的,但问题不大,至少当时不大。
必须说明一点,满桂当时的职务,是宁远总兵,而袁崇焕,是宁前道。就级别而言,满桂比袁崇焕要高,但明朝的传统,是以文制武,所以在宁远,袁崇焕的地位要略高于满桂,高一点点。
而据史料记载,满桂是个不苟言笑,却极其自负的人。加上他本人是从小兵干起的,平时干的都是砍人头的营生(一个五十两),注重实践,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空谈理论,没打过仗的文官,当然,这当中也包括袁崇焕。
但有趣的是,他和袁崇焕相处得还不错,并不是他比较大度,而是袁崇焕比较能忍。
袁崇焕的五个帮助者
袁大人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很清楚,在辽东混的,大部分都是老兵油子,杀人放火的事情干惯了,在这些人看来,自己这种文化人兼新兵蛋子,是没有发言权的。
所以他非常谦虚,非常能装孙子,还时常向老前辈们(如满桂)虚心请教,“满桂们”也心知肚明,知道他是孙承宗的人,得罪不起,都给他几分面子。总之,大家混得都还不错。
满桂,袁崇焕的第四个帮助者,三年后共经生死的战友,七年后置他于死地的对手。
或许你觉得人已经够多了,可是孙承宗似乎并不这么看,不久之后,他又送来了第五个人。
这个人,是他从刑场上救下来的,名字叫赵率教。
赵率教,陕西人,此人当官很早,万历中期就已经是参将了,履历平平,战功平平,资质平平,什么都平平。
此人表现一般不说,后来还吃了官司,工作都没了。后来也是托杨镐先生的福,武将死得太多没人补,他就自告奋勇,去补了缺,在袁应泰的手下,混了个副总兵。
可是他的运气很不好,刚去没多久,辽阳就丢了,袁应泰自杀,他跑了。
情急之下,他投奔了王化贞,一年后,广宁失陷,王化贞跑了,他也跑了。
再后来,王在晋来了,他又投奔了王在晋。
由于几年之中,他到了好几个地方,到哪儿,哪儿就倒霉,而且他毫无责任心,遇事就跑,遇麻烦就溜。至此,他终于成为了明军之中“有口皆碑”的典型人物——当然,是反面典型。
对此,赵率教没有说什么,也不能说什么。
然而不久后,赵率教突然找到了王在晋,主动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愿戴罪立功,率军收复失地。”
王在晋认为,自己一定是听错了。然而,当他再次听到同样坚定的话时,他认定,赵率教同志可能是受了什么刺激。
因为在当时,“失地”这个概念,是比较宽泛的,明朝手中掌握的,只有山海关,往大了说,整个辽东都是失地,您要去收复哪里?
赵率教回答:前屯。
前屯,就在宁远附近,是明军的重要据点。
在确定赵率教头脑清醒、没有寻死倾向之后,王在晋也说了实话:
“收复失地固然是好,但眼下无余兵。”
这就很实在了,我不是不想成全你,只是我也没法儿。
然而,赵率教的回答彻底出乎了王大人的意料:
“无须派兵,我自己带人去即可。”
老子是辽东经略,手下都没几号人,你还有私人武装?于是好奇的王在晋提出了问题:
“你有多少人?”
赵率教答:
“三十八人。”
王在晋彻底郁闷了。眼下大敌当前,努尔哈赤随时可能打过来,士气如此低落,平时能战斗的,也都躲了,这位平时特别能躲的,却突然站出来要战斗?
这都啥时候了,你开什么玩笑?还嫌不够乱?
于是一气之下,王在晋手一挥:你去吧!
这是一句气话,可他万没想到,这哥们儿真去了。
赵率教率领着他的家丁,三十八人,向前屯进发,去收复失地。
这是一个有明显自杀迹象的举动,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赵率教疯了。
但事实证明,赵先生没有疯,因为当他接近前屯,得知此地有敌军出现时,便停下了脚步。
“前方已有敌军,不可继续前进,收复此地即可。”
此地,就是他停下的地方,名叫中前所。
中前所,地处宁远近郊,大致位于今天的辽宁省绥中县附近。赵率教在此扎营,就地召集难民,设置营地,挑选精壮充军,并组织屯田。
王在晋得知了这个消息,却只是轻蔑地笑了笑,他认为,在那片遍布敌军的土地上,赵率教很快就会故技重演,丢掉一切再跑回来。
几个月后,孙承宗来到了这个原本应该空无一人的据点,却看见了广阔的农田、房屋,以及手持武器、训练有素的士兵。
在得知此前这里只有三十八人后,他找来了赵率教,问了他一个问题:
“现在这里有多少人?”
赵率教回答:
“民六万有余,士兵上万人。”
从三十八人到六万,面对这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孙承宗十分激动。他老人家原本是坐着马车来的,由于过于激动,当即把车送给了赵率教,自己骑马回去了。
从此,他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
就赵率教同志的表现来看,他是一个知道羞耻的人,知耻近乎勇。在经历了无数犹豫、困顿后,他开始用行动去证明自己的勇气。
可他刚证明到一半,就差点被人给砍了。
正当赵率教捋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兵部突然派人来找他,协助调查一件事情。
赵率教明白,这回算活到头了。
事情是这样的,当初赵率教在辽阳的时候,职务是副总兵,算是副司令员,掌管中军。这就意味着,当战争开始时,手握军队主力的赵率教应全力作战,然而他逃了,并直接导致了作战失败。
换句话说,小兵可以跑,老百姓可以跑,但赵率教不能跑,也不应该跑,既然跑了,就要依法处理。根据明朝军法,此类情形必死无疑。
但所谓必死无疑,还是有疑问的,特别是当有猛人求情的时候。
孙承宗听说此事后,当即去找了兵部尚书,告诉他,此人万不可杀。兵部尚书自然不敢得罪内阁大学士,索性做了个人情,把赵率教先生放了。
孙承宗并不是一个仁慈的人,他之所以放赵率教一马,是因为他认定,这人活着比死了好。
而赵率教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孙承宗的判断,在不久后的那场大战中,他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赵率教,袁崇焕的第五个帮助者。
孙承宗非常欣赏袁崇焕。他坚信,这是一个必将震撼天下的人物,虽然当时的袁先生,只不过是个正五品兵备佥事
嘉靖四十二年(1563),孙承宗出生在北直隶保定府高阳(今河北省高阳县)。
生在这个地方,不是个好事。
作为明朝四大防御要地、蓟州防线的一部分,孙承宗基本是在前线长大的。
这个地方不好,或者说是太好。蒙古人强大的时候,经常来;女真人强大的时候,经常来;后来改叫金国,也常来,来抢。
来一次,抢一次,打一次。
这实在不是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别的小孩都怕,可孙承宗不怕。
非但不怕,还过得特别滋润。
他喜欢战争,喜欢研究战争。从小,别人读“四书”,他读兵书。成人后,别人往内地跑,他往边境跑,不为别的,就想看看边界。
万历六年(1578),保定府秀才孙承宗作出了一个决定——外出游学。这一年,他十六岁。在此后十余年的时间里,孙秀才游历四方,努力向学,练就了一身保国的本领。
当然,这是史料里正式的说法。
实际上,这位仁兄在这十几年来,大都是游而不学。要知道,他当年之所以考秀才,不是为了报国,说到底,是混口饭吃。游学?不用吃饭啊?
还好,孙秀才找到了一份比较好的工作——老师。从此,他开始在教育战线上奋斗,而且越奋斗越好,好到名声传到了京城。
万历二十年,在兵部某位官员的邀请下,孙秀才来到京城,成为了一位优秀的私人教师。
但是慢慢地,孙秀才有思想活动了。他发现,光教别人的孩子是不够的,能找别人教自己的孩子,才是正道。
于是第二年,他进入了国子监,刻苦读书,再一年后,他终于考中了举人。这一年,他三十二岁。
一般说来,考上举人,要么去考进士,要么去混个官。可让人费解的是,孙举人却依然安心当他的老师,具体原因无人知晓,估计他的工资比较高。
但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奇怪的决定,导致了他奇特的人生。
万历二十七年(1599),孙承宗的雇主奉命前往大同,就任大同巡抚。官不能丢,孩子的教育也不能丢,于是孙承宗跟着去了。
我记得,在一次访谈节目中,有一名罪犯说过:无论搞多少次普法教育,都是没用的,只要让大家去监狱住两天,亲自实践,就不会再犯罪了。
我同意这个说法,孙承宗应该也同意。
在那个地方,孙承宗发现了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世界,拼死的厮杀、血腥的战场、智慧的角逐、勇气的考验。
战争,是这个世界上最神秘莫测、最飘忽不定、最残酷、最困难、最考验智商的游戏。在战场上,兵法没有用,规则没有用。因为在这里,最好的兵法,就是实战,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
参考消息
愤怒的中年
万历二十九年(1601),三十九岁的孙承宗前往河北易州参加学使考察。一天夜里,他无意间撞见一群隶卒百般刁难和勒索一位儒童。上前问明原因之后,孙承宗义愤填膺,当即便怒斥隶卒,为那名可怜的儒童解了围。此事一时被传为美谈。
大同的孙老师没有实践经验,也无法上阵杀敌。然而,一件事情的发生却足以证实,他已经懂得了战争。
在明代,当兵是一份工作,是工作,就要拿工资,拿不到工资,自然要闹。一般人闹,无非是堵马路、喊几句。当兵的闹,就不同了,手里有家伙,要闹就往死里闹,专用名词叫做哗变。
这种事,谁遇上谁倒霉,大同巡抚运气不好,偏赶上了。有一次工资发得迟了点,当兵的不干,加上有人挑拨,于是大兵们二话不说,操刀就奔巡抚家去了。
巡抚大人慌得不行,里外堵得严严实实,门都出不去,想来想去没办法,寻死的心都有了。
关键时刻,他的家庭教师孙承宗先生出马了。
孙老师倒也没说啥,看着面前怒气冲冲、刀光闪闪的壮丽景象,他只是平静地说:
“饷银非常充足,请大家逐个去外面领取,如有冒领者,格杀勿论。”
士兵们一哄而散。
把复杂的问题弄简单,是一个优秀将领的基本素质。
孙承宗的镇定、从容、无畏表明:他有能力用最合适的方法处理最纷乱的局势,应对最凶恶的敌人。
大同,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孙承宗看到了战争,理解了战争,懂得了战争,并最终掌握了战争。他的掌握,来自他的天赋、理论以及每一次的感悟。
辽东,大孙承宗三岁的努尔哈赤正在讨伐女真哈达部的路上。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位精通战争的将领,他的精通,来自砍杀、冲锋以及每一次拼死的冒险。
两个天赋异禀的人,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进入了战争这个神秘的领域,并获知了其中的奥秘。
二十年后,他们将相遇,以实践来检验他们的天才与成绩。
相遇
万历三十二年(1604),孙承宗向他的雇主告别,踏上了前往京城的道路。他的目标,是科举。这一年,他四十二岁。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秀才、落魄秀才,教师、优秀教师,举人、军事观察员,目睹战争的破坏、聆听无奈的哀号、体会无助的痛苦,孙承宗最终确定了自己的道路。
他决定放弃稳定舒适的生活,他决定以身许国。
于是在几十年半吊子生活之后,考场老将孙承宗打算认真地考一次。
这一认真,就有点过了。
放榜的那天,孙承宗得知了自己的考试名次——第二,全国第二。
换句话说,他是榜眼。
按照明朝规定,榜眼必定是庶吉士,必定是翰林。于是在上岗培训后,孙承宗进入翰林院,成为一名正七品编修。
之前讲过,明代朝廷是讲出身的,除个别特例外,要想进入内阁,必须是翰林出身。否则,即使你工作再努力,能力再突出,也是白搭。这是一个公认的潜规则。
但请特别注意,要入内阁,必须是翰林,是翰林,却未必能入内阁。
毕竟翰林院里不止一个人,什么学士、侍读学士、侍讲、修撰、检讨,多了去了,内阁才几个人,还得排队等,前面的人死一个才能上一个,实在不易。
孙承宗就是排队等的人之一,他的运气不好,等了足足十年,都没结果。
第十一年,机会来了。
万历四十二年(1614),孙承宗调任詹事府谕德。
这是一个小官,却有着远大的前程,因为它的主要职责是给太子讲课。
从此,孙承宗成了太子朱常洛的老师,在前方等待着他的,是无比光明的未来。
光明了一个月。
万历四十八年,即位仅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去世。
但对于孙承宗而言,这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学生——朱由校。
教完了爹再教儿子,真可谓诲人不倦。
天启皇帝朱由校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就好做个木工,所以除木匠师傅外,他对其他老师极不感冒。
但孙承宗是唯一的例外。
由于孙老师长期从事儿童(私塾)教育,对木头型、愚笨型、死不用功型的小孩,一向都有点办法,所以几堂课教下来,皇帝陛下立即喜欢上了孙老师。他从没有叫过孙承宗的名字,而代以一个固定的称谓——“吾师”。
这个称呼,皇帝陛下叫了整整七年,直到去世为止。
他始终保持对孙老师的信任,无论何人,以何种方式挑拨、中伤,都无济于事。
我说的这个“何人”,是指魏忠贤。
正因为关系紧、后台硬,孙老师在仕途上走得很快,近似于飞。一年时间,他就从五品小官,升任兵部尚书,进入内阁成为东阁大学士。
所以,当那封打小报告的信送上来后,天启才会找到孙承宗,征询他的意见。
可孙承宗同志的回答,却出乎皇帝的意料:
“我也不知如何决断。”
幸好后面还有一句:
“让我去看看吧。”
天启二年,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来到山海关。
孙承宗并不了解王在晋,但到山海关和八里铺转了一圈后,他对王大人便有了一个直观且清晰的判断——这人是个白痴。
他随即找来了王在晋,开始了一段在历史上极其有名的谈话。
在谈话的开头,气氛是和谐的,孙承宗的语气非常客气:
“你的新城建成之后,是要把旧城的四万军队拉过来驻守吗?”
参考消息
他的成功不能复制
孙承宗之所以在皇帝私人教师这个岗位上如鱼得水,除了家教经验丰富,善于把握学生心理之外,他还有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他是从基层做起的,对政治、军事、民生等都有十分丰富的阅历,讲课时能够紧密联系实际,趣味性很强;其次,他的声音很有穿透力,史载“声如鼓钟,殷动墙壁”,学生想打瞌睡都难;再次,他作为河北高阳人,虽然官话不是很标准,但高阳话咬字清楚,这就比他的同事浙江讲官钱象坤等人强多了。综上所述,也难怪朱由校最喜欢孙老师的课了,每次课后,他都会说自己“开窍了”。
王在晋本以为孙大人是来找麻烦的,没想到如此友善,当即回答:
“不是的,我打算再调集四万人来守城。”
但王大人并不知道,孙先生是当过老师的人,对笨人从不一棍子打死,总是慢慢地折腾:
“照你这么说,方圆八里之内,就有八万守军了,是吗?”
王大人还没回过味来,高兴地答应了一声:
“是的,没错啊。”
于是,孙老师算账的时候到了:
“只有八里,竟然有八万守军?你把新城修在旧城前面,那旧城前面的地雷、绊马坑,你打算让我们自己人去吗?!”
“新城离旧城这么近,如果新城守得住,还要旧城干什么?!”
“如果新城守不住,四万守军败退到旧城城下,你是准备开门让他们进来,还是闭关守城,看着他们死绝?!”
王大人估计被打蒙了,半天没言语,想了半天,才憋出来一句话:
“当然不能开门,但可以让他们从关外的三道关进来。此外,我还在山上建好了三座军寨,接应败退的部队。”
这么蠢的孩子,估计孙老师还没见过,所以他真的发火了:
“仗还没打,你就准备接应败军?不是让他们打败仗吗?而且我军可以进入军寨,敌军就不能进吗?现在局势如此危急,不想着恢复国土,只想着躲在关内,京城永无宁日!”
王同学彻底无语了。
事实证明,孙老师是对的,如果新关被攻破,旧关必定难保,因两地只隔八里,逃兵无路可逃,只能往关里跑,到时逃兵当先锋,努尔哈赤当后队,不用打,靠挤,就能把门挤破。
这充分说明,想出此计划的王在晋,是个不折不扣的蠢货。
但聪明的孙老师,似乎也不是什么善类,他没有帮助迟钝生王在晋的耐心,当即给他的另一个学生——皇帝陛下写了封信,直接把王经略调往南京养老去了。
赶走王在晋后,孙承宗想起了那封信,便向身边人吩咐了这样一件事:
“把那个写信批驳王在晋的人叫来。”
很快,他就见到了那个打上级小报告的人,他与此人彻夜长谈,一见如故,感佩于这个人的才华、勇气和资质。
这是无争议的民族英雄孙承宗,与有争议的民族英雄袁崇焕的第一次见面。
孙承宗非常欣赏袁崇焕。他坚信,这是一个必将震撼天下的人物,虽然当时的袁先生,只不过是个正五品兵备佥事。
事实上,王在晋并不是袁崇焕的敌人,相反,他一直很喜欢袁崇焕,还对其信任有加,但袁崇焕仍然打了他的小报告,且毫不犹豫。
对于这个疑问,袁崇焕的回答十分简单:
“因为他的判断是错的,八里铺不能守住山海关。”
于是孙承宗问出了第二个问题:
“你认为,应该选择哪里?”
袁崇焕回答,只有一个选择。
然后,他的手指向了那个唯一的地点——宁远。
宁远,即今辽宁兴城,位居辽西走廊中央,距山海关两百余里,是辽西的重要据点,位置非常险要。
虽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宁远很重要、很险要,但几乎所有的人也都认为,坚守宁远,是一个愚蠢的决定。
因为当时的明朝,已经丢失了整个辽东,手中仅存的只有山海关。关外都是敌人,跑出两百多里,到敌人前方去开辟根据地,主动深陷重围,让敌人围着打,这不是勇敢,是缺心眼儿。
我原先也不明白,后来我去了一趟宁远,明白了。
宁远是一座既不大,也不起眼的城市,但当我登上城楼,看到四周地形的时候,才终于确定,这是个注定让努尔哈赤先生欲哭无泪的地方。
因为它的四周三面环山,还有一面,是海。
说宁远是山区,其实也不夸张。它的东边是首山,西边是窟窿山,中间的道路很窄,是个典型的关门打狗地形。努尔哈赤先生要从北面进攻这里,是很辛苦的。
当然了,有人会说,既然难走,那不走总行了吧。
很可惜,虽然走这里很让人恶心,但不恶心是不行的,因为辽东虽大,要进攻山海关,却必须从这里走。
此路不通让人苦恼,再加个别无他路,就只能去撞墙了。
是的,还会有人说,辽东都丢了,这里只是孤城,努尔哈赤占有优势,兵力很强,动员几万人把城团团围住,光是围城,就能把人饿死。
这是一个理论上可行的方案,仅仅是理论。
如果努尔哈赤先生这样做了,那么我可以肯定,最先被拖垮的一定是他自己。
因为宁远最让人绝望的地方,并不是山,而是海。
明朝为征战辽东,在山东登州地区修建了仓库,如遇敌军围城,船队就能将粮食装备源源不断地送到沿海地区,当然也包括宁远。
而努尔哈赤先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要知道,他的军队里,没有海军这个兵种。
更为重要的是,距离宁远不远的地方,有个觉华岛,在岛上有明军的后勤仓库,可以随时支援宁远。
之所以把仓库建在岛上,原因很简单,明朝人都知道:后金没有海军,没有翅膀,飞不过来。
但有些事,是说不准的。
上个月,我从宁远坐船,前往觉华岛(现名菊花岛),才发现,原来所谓不远,也挺远,在海上走了半个多钟头才到。
上岸之后,就只能眺望宁远了。于是,我问了当地人一个问题:你们离陆地这么远,生活用品用船运很麻烦吧?
他回答:我们也用汽车拉,不麻烦。
然后补充一句:冬天,海面会结冰。
我又问:这么宽的海面(我估算了一下,大概有十公里),都能冻住吗?
他回答:一般情况下,冻不住。
接着又补充:去年,冻住了。
去年,是2007年,冬天很冷。
于是,我想起了三百八十一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我知道,那一年的冬天,也很冷。
学生
孙承宗接受了袁崇焕的意见,他决定,在宁远筑城。
筑城的重任,他交给了袁崇焕。
但要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争,这些还远远不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孙承宗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练兵。
当时他手下的士兵,总共有七万多人。数字挺大,但也就是个数字,一查才发现,有上万人压根儿不存在,都是空额,工资全让老领导们拿走了。
这是假人,留下来的真人也不顶用。很多兵都是老兵油子,领饷时带头冲,打仗时带头跑,特别是关内某些地方的兵,据说逃跑时的速度,敌人骑马都赶不上。
对于这批人,孙承宗用一个字就都打发了:滚。
他遣散了上万名撤退先锋,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极具战斗力的群体——难民。
难民,就是原本住得好好的人,突然被人赶走,地被占了,房子被烧,老婆孩子被杀,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让这样的人去参军打仗,是不需要动员的。
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军事政策——以辽人守辽土。
孙承宗从难民中挑选了七千人,编入了自己的军队。四年后,他们的仇恨将成为战胜敌人的力量。
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很多事,大致如下:
修复大城九座,城堡四十五座;练兵十一万,训练弓弩手、火炮手五万;立军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军事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守城的礌石)、卤盾等数万具。另外,拓地四百里;召集辽人四十余万,训练辽兵三万;屯田五千顷,岁入十五万两白银。
参考消息
辽人能不能用?
所谓辽人,简单来讲,就是东北边疆的边民。明末在辽人能否为兵这个问题上,朝廷高层曾有过截然不同的判断:熊廷弼认为“辽人不可用”,孙承宗则力主“以辽人守辽土”。这两个主张看似矛盾,实际上却都符合实际情况。熊廷弼在任时,朝廷的控制力还在,辽人但凡有点门路的,都只顾着逃亡,根本无心抵抗,明军中所招募的辽人,没多久就逃了个干干净净;等孙承宗上位时,后金已经控制了局势,努尔哈赤将当地汉民当成奴隶驱使,横加屠戮,于是辽人的反抗意识开始觉醒,各地多次爆发抗金斗争,朝廷对辽人的态度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具体细节不知道,看起来确实很多。
应该说,孙承宗所做的这些工作非常重要,但绝不是最重要的。
17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人才。
天启二年,孙承宗已经六十岁了。他很清楚,虽然他熟悉战争、精通战争,有着挽救危局的能力,但他毕竟老了。
为了大明江山,为了百姓的安宁,为了报国的理想,做了一辈子老师的孙承宗决定,收下最后一个学生,并把自己的谋略、战法、无畏的信念,以及永不放弃希望的勇气,全部传授给他。
他很欣慰,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袁崇焕。
在他看来,袁崇焕虽然不是武将出身(进士),也没怎么打过仗,但这是一个具备卓越军事天赋的人,能够在复杂的形势下,作出正确的判断。
更重要的是,袁崇焕有着战死沙场的决心。
因为在战场上,求生者死,求死者生。
在之后的时间里,他着力培养袁崇焕。巡察带着他,练兵带着他,甚至机密决策也都让他参与。
当然,孙老师除了给袁同学开小灶外,还让他当了班干部,从宁前兵备副使、宁前道,再到人事部(吏部)的高级预备干部(巡抚),只用了三年。
袁崇焕用实际行动证明,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优等生。三年里,他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并熟练掌握了孙承宗传授的所有技巧、战术与战略。
在这几年中,袁崇焕除学习外,主要的工作是修建宁远城,加强防御。然而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后金军以骑兵为主,擅长奔袭,行动迅猛,抢了就能跑。而明军以步兵为主,骑兵质量又不行,打到后来,只能坚守城池,基本上是敌进我退,敌退我不追。这么下去,到哪儿才是个头?
是的,防守是不够的,仅凭城池、步兵坚守,是远远不够的。
彻底战胜敌人强大骑兵的唯一方式,就是建立一支同样强大的骑兵。
所以,在孙老师的帮助下,他开始召集难民,仔细挑选,进行严格训练。只有最勇猛精锐、最苦大仇深的士兵,才有参加这支军队的资格。
同时,他饲养优良马匹,大量制造明朝最先进的火器三眼神铳,配发到每个人的手中,并反复操练骑兵战法,冲刺砍杀,一丝不苟。
因为他所需要的,是这样一支军队:无论面临绝境,或是深陷重围,这支军队都能够战斗到最后一刻,决不投降。
他成功了。
他最终训练出了一支这样的军队,一支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终其一生,直至明朝灭亡,也未能彻底战胜的军队。
在历史上,这支军队的名字,叫做关宁铁骑。
袁崇焕的成长,远远超出了孙承宗的预料,无论是练兵、防守、战术,都已无懈可击。虽然此时,他还只是个无名小卒。
对这个学生,孙老师十分满意。
但他终究还是发现了袁崇焕的一个缺点,一个看似无足轻重的缺点,从一件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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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精锐骑兵
除了关宁铁骑和八旗骑兵外,历史上还有不少横绝一时的精锐骑兵部队。比较著名的有:光武帝刘秀横扫群雄时所倚重的“幽州突骑”、曹操手下的王牌“虎豹骑”、蜀国马超率领的“西凉铁骑”、唐太宗李世民的“玄甲兵”、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创建的“铁鹞子”、金朝金兀手下的“铁浮图”和“拐子马”、南宋名将岳飞手底下的“特种部队”“背嵬军”、成吉思汗亲自指挥的护卫兵团“怯薛军”,等等。
天启三年(1623),辽东巡抚阎鸣泰接到举报,说副总兵杜应魁冒领军饷。
要换在平时,这也不算是个事,但孙老师刚刚整顿过,有人竟然敢顶风作案,必须要严查。
于是他派出袁崇焕前去核实此事。
袁崇焕很负责任,到地方后不眠不休,开始查账清人数。一算下来,没错,杜总兵确实贪污了,叫来谈话,杜总兵也认了。
按规定,袁特派员的职责到此结束,就该回去报告情况了。
可是袁大人似乎太过积极,谈话刚刚结束,他竟然连个招呼都不打,当场就把杜总兵给砍了。被砍的时候,杜总兵还在做痛哭流涕忏悔状。
事发太过突然,在场的人都傻了,等大家回过味来,杜总兵某些部下已经操家伙,准备奔着袁大人去了。
杜应魁毕竟是朝廷命官,你又不是直属长官,啥命令没有,到地方就把人给砍了,算是怎么回事?
好在杜总兵只是副总兵,一把手还在。好说歹说,才把群众情绪安抚下去,袁特派员这才安然返回。
返回之后的第一个待遇,是孙承宗的一顿臭骂:
“杀人之前,竟然不请示!杀人之后,竟然不通报!士兵差点哗变,你也不报告!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你到底杀了什么人,以何理由要杀他!
“据说你杀人的时候,只说是奉了上级的命令,如果你凭上级的命令就可以杀人,那还要上方宝剑(皇帝特批孙承宗一柄)干什么?!”
袁崇焕没有吱声。
就事情本身而言,并不大,却相当恶劣。既不是直系领导,又没有上方宝剑,竟敢擅自杀人,实在太过嚣张。
但此刻人才难得,为了这么个事,把袁崇焕给办了,似乎也不现实。于是孙承宗把这件事压了下去,他希望袁崇焕能从中吸取教训:意气用事,胡乱杀人,是绝对错误的。
事后证明,袁崇焕确实吸取了教训。当然,他的认识和孙老师的有所不同:
不是领导,没有上方宝剑,擅自杀人,是不对的。那么是领导,有了上方宝剑,再擅自杀人,就应该是对的。
关宁防线
从某个角度讲,他这一辈子,就栽在这个认识上。
不过局部服从整体,杜总兵死了也就死了,无所谓。事实上,此时辽东的形势相当好,宁远以及附近的松山、中前所、中后所等据点已经连成了一片,著名的关宁(山海关——宁远)防线初步建成,驻守明军已达十一万人,粮食可以供应三年以上,关外两百多公里土地重新落入明朝手中。
孙承宗修好了城池,整好了军队,找好了学生,恢复了国土,但这一切还不够。
要应对即将到来的敌人,单靠袁崇焕是不行的,必须再找几个得力的助手。
助手
袁崇焕刚到宁远时,看到的是破墙破砖,一片荒芜,不禁感叹良多。
然而,很快就有人告诉他,这是刚修过的。事实上,已有一位将领在此筑城,而且还筑了一年多。
修了一年多,就修成这个破样?袁崇焕十分恼火,于是他把这个人叫了过来,死骂了一顿。
没想到,这位仁兄全然没有之前被砍死的那位杜总兵的觉悟,非但不认错,竟然还跳起来,跟袁大人对骂,张口就是“老子打了多少年仗,你懂个屁”之类的浑话。
这就是当时的懒散游击将军,后来的辽东名将祖大寿的首次亮相。
祖大寿,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有名到连在他家干活的仆人祖宽都进了《明史》列传。然而,这位名人本人的列传,却在《清史稿》里,因为他最终还是换了老板。
但奇怪的是,和有同样遭遇的吴某某、尚某某、耿某某比起来,他的名声相当好,说他是×奸的人,似乎也不多。原因在于,他已尽到了自己的本分。
祖大寿,字复宇,辽东宁远人,生在宁远,长在宁远,参军还在宁远。此人脾气暴躁,品性凶狠,好持刀砍人,并凭借多年砍人之业绩,升官当上了游击,熊廷弼在的时候很赏识他。
后来熊廷弼走了,王化贞来了,也很赏识他,并且任命他为中军游击,镇守广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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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丁制度
明代弘治前后,军队中的将帅私养家丁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所谓“家丁”,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仆人,说白了就是将帅防身御敌的私人武装。这些人经过严格的挑选,大都身强体壮、弓马娴熟,战斗力极强。他们的待遇很高,衣食器械都由主人供给,双方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由于卫所军队腐败,缺乏战斗力,为了应付日益严峻的边防危机,朝廷越来越倚重这些私人家丁。到了嘉靖中期,明廷开始由国家出饷,供养将帅私养的家丁,并逐渐形成制度。这些人当中混得好的,一般都能混个一官半职,甚至有可能成为高级将领。
再后来,孙得功叛乱,王化贞逃跑了,关键时刻,祖大寿二话不说,也跑了。
但他并没有跑回去,而是率领军队跑到了觉华岛继续坚守。
坚守原则,却不吃眼前亏。从后来十几年中他干过的那些事来看,这是他贯彻始终的人生哲学。
对于一个在阎王殿参观过好几次的人而言,袁崇焕这种进士出身,连仗都没打过的人,竟然还敢跑来抖威风,是纯粹的找抽,不骂是不行的。
这场对骂的过程并不清楚,但结果是明确的。袁大人虽然没当过兵,脾气却比当兵的更坏,正如他的那句名言:“你道本部院是个书生,本部院却是一个将首!”双方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下来,祖大寿认输了。
从此,他成为了袁崇焕的忠实部下、大明的优秀将领、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
祖大寿,袁崇焕的第一个助手。
其实祖大寿这个名字,是很讨巧的,因为用当地口音,不留神就会读成祖大舅。为了不至于乱了辈分,无论上级下属,都只是称其职务,而不呼其姓名。
只有一个人,由始至终、坚定不移地称其为大舅,原因很简单,祖大寿确实是他的大舅。
这个人名叫吴三桂。
当时的吴三桂不过十一二岁,尚未成年,既然未成年,就不多说了。事实上,在当年,他的父亲吴襄,是一个比他重要得多的人物。
吴襄,辽宁绥中人,祖籍江苏高邮,武举人。
其实按史料的说法,吴襄先生的祖上,本来是买卖人,从江苏跑到辽东,是来做生意的。可是到他这辈,估计是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了,于是一咬牙,去考了武举,从此参加军队,迈上丘八的道路。
由于吴先生素质高,有文化(至少识字吧),和兵营里的那些傻大粗不一样,祖大寿对其比较赏识,刻意提拔,还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他。
吴襄没有辜负祖大寿的信任,在此后十余年的战斗中,他和他的儿子,将成为大明依靠的支柱。
吴襄,袁崇焕的第二个助手。
在逃到宁远之前,吴襄和祖大寿是王化贞的下属;在王化贞到来之前,他们是毛文龙的下属。
现在看来,毛文龙似乎并不有名,也不重要,但在当时,他是个非常有名,且极其重要的人,至少比袁崇焕重要得多。
天启初年的袁崇焕是宁前道,毛文龙是皮岛总兵。
准确地说,袁崇焕,是宁前地区镇守者,朝廷四品文官。
而毛文龙,是左都督、朝廷一品武官、平辽将军、上方宝剑的持有者、辽东地区最高级别军事指挥官。
换句话说,毛总兵比袁大人要大好几级。与毛文龙相比,袁崇焕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无名小卒,双方根本就不在同一档次上。
因为毛总兵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总兵。
明朝总兵的演进
明代的总兵,是个统称,相当于司令员。但是,管几个省的,可以叫司令员,管一个县的,也可以叫司令员。比如,那位吃空额贪污的杜应魁,人家也是个副总兵,但袁特派员说砍就把他砍了,连眼睛都不眨,检讨都不写。
总而言之,明代总兵是分级别的,有分路总兵、协守总兵等,而最高档次的,是总镇总兵。
毛文龙,就是总镇总兵。事实上,他是大明在关外唯一的总镇级总兵。
总镇总兵,用今天的话说,是大军区司令员,地位十分之高,一般都附带将军头衔(相当于荣誉称号,如平辽、破虏等),极个别的还兼国防部长(兵部尚书)。
明朝全国的总镇总兵编制有二十人,十四个死在关外,现存六人,毛文龙算一个。
但在这些幸存者之中,毛总兵是比较特别的。虽然他的级别很高,但他管的地盘很小——皮岛,也就是个岛。
皮岛,别名东江,位处鸭绿江口,位置险要,东西长十五里,南北宽十二里。毛总兵就驻扎在上面,是为毛岛主。
这是个很奇怪的事。一般说来,总镇总兵管辖的地方很大,不是省军区司令,也是地区军区司令,只有毛总兵,是岛军区司令。
但没有人觉得奇怪,因为其他总兵的地盘,是接管的,而毛总兵的地盘,是自己抢来的。
毛文龙,万历四年(1576)生人,浙江杭州人,童年的主要娱乐是四处蹭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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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棋下出来的兵法
毛文龙十分痴迷围棋,曾放言:“杀得北斗归南。”朋友问他是什么意思,他答道:“行棋如决战,对垒若交锋,个中先天深意,谁能悟之?”他听说西湖净慈寺有个叫逍遥子的道士,精通棋道,便跑去请教。道士告诉他:“昔日马融曾有《围棋赋》;班固也作有《弈旨》之论;大战在即,谢安还能淡定自若地下棋,最后大败后秦;费出征前仍能全神贯注地对弈,后来果然击退魏军。这里面的玄机是讲也讲不完的,所谓兵法,都在棋里啊!”临别前,道士又送了他一本秘笈,毛文龙读后,如醍醐灌顶,遂领悟到了兵法的奥妙。
由于家里太穷,毛文龙吃不饱饭,自然上不起私塾,考不上进士。而就我找到的史料看,他似乎也不是斗狠的主儿,打架撒泼的功夫也差点,不能考试,又不能闹腾,算是百无一用,比书生还差。
但要说他什么都没干,那也不对,为了谋生,他开始从事服务行业——算命。
算命是个技术活,就算真不懂,也要真能忽悠,于是毛文龙开始研究麻衣相术、测字、八卦等。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这方面的学问没学到家,给人家算了几十年的命,就没顾上给自己算一卦。
不过,他在另一方面的造诣,是绝对值得肯定的——兵法。
在平时只教语文、考试只考作文的我国古代,算命、兵法、天文这类学科都是杂学,且经常扎堆,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统称——阴阳学。
而迫于生计,毛先生平时看的大都是这类杂书,所以他虽没上过私塾,却并非没读过书。据说他不但精通兵法理论,还经常用于实践——聊天时用来吹牛。
就这么一路算,一路吹,混到了三十岁。
不知是哪一天,哪根弦不对,毛文龙突然决定,结束自己现在的生活,毅然北上寻找工作。
他一路到了辽东,遇见当时的巡抚王化贞,王化贞和他一见如故,认为他是优秀人才,当即任命他为都司,进入军队任职。
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这样的好事,没错,前面两句话是逗你们玩的。
毛文龙先生之所以痛下决心北上求职,是因为他的舅舅时来运转,当上了山东布政使,跟王化贞关系很好,并向王巡抚推荐了自己的外甥。
王巡抚给了面子,帮毛文龙找了份工作,具体情况就是如此。
在王化贞看来,给毛文龙安排工作,是挣了毛文龙舅舅的一个人情,但事实证明,办这件事,是挣了大明的一个人情。
毛文龙就这样到部队上班了,虽说只是个都司,但在地方而言,也算是高级干部了,至少能陪县领导吃饭。问题在于,毛都司刚去的时候,不怎么吃得开,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关系户,都知道他没打过仗,所以,都瞧不起他。
直到那一天的到来——天启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这一天,辽阳陷落,辽东经略袁应泰自尽,数万守军全军覆没。至此,广宁之外,明朝在辽东已无立足之地。
难民携家带口,士兵丢弃武器,大家纷纷向关内逃窜。
除了毛文龙。
毛文龙没有跑,但必须说明的是,他之所以不跑,不是道德有多高尚,而是实在跑不掉了。
由于辽阳失陷太快,毛先生反应不够快,没来得及跑,落在了后面,被后金军堵住,没辙了。
如果只有他一个人,化化装,往脸上抹把土,没准儿还能混过去。不幸的是,他的手下还有两百来号士兵。
带着这么群累赘,想溜溜不掉,想打打不过,明军忙着跑,后金军忙着追,敌人不管他,自己人也不管他。毛文龙此时的处境,可以用一个词完美地概括——弃卒。
当众人一片哀鸣,认定走投无路之际,毛文龙找到了一条路——下海。
他找来了船只,士兵们安全撤退到了海上。
然而很快,士兵们就发现,他们行进的方向不是广宁,更不是关外。
“我们去镇江。”毛文龙答。
于是大家都傻了。
所谓镇江,不是江苏镇江,而是辽东的镇江堡。此地位于鸭绿江入海口,与朝鲜隔江而立,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极其坚固,易守难攻。
但大家之所以吃惊,不是由于它很重要、很坚固,而是因为它压根儿就不在明朝手里。
辽阳、沈阳失陷之前,这里就换地主了,早就成了后金的大后方,且有重兵驻守。这个时候去镇江堡,动机只有两个:投敌,或是找死。
然而毛文龙说,我们既不投敌,也不寻死,我们的目的,是攻占镇江。
很明显,这是在开玩笑。辽阳已经失陷了,没有人抵抗,没有人能够抵抗,大家的心中,有着共同且唯一的美好心愿——逃命。
但是毛文龙又说:我没有开玩笑。
我们要从这里出发,横跨海峡,航行上千里,到达敌人重兵集结的坚固堡垒,凭借我们这支破烂不堪、装备不齐、刚刚一败涂地、只有几百人的队伍,去攻击装备精良、气焰嚣张、刚刚大获全胜的敌人,是以寡敌众。
我们不逃命,我们要攻击,我们要彻底地击败他们,我们要收复镇江,收复原本属于我们的土地!
没有人再惊讶,也没有人再反对,因为很明显,这是一个合理的理由,一个足以让他们前去攻打镇江、义无反顾的理由。
在夜幕的掩护下,毛文龙率军抵达了镇江堡。
事实证明,他或许是个冲动的人,但绝不是个愚蠢的人。如同预先彩排的一样,毛文龙发动了进攻。后金军队万万想不到,在大后方竟然还会被人捅一刀,没有丝毫准备,黑灯瞎火的,也不知到底来了多少人,从哪里来,只能惊慌失措,四散奔逃。
此战明军大胜,歼灭后金军千余人,阵斩守将佟养真,收复镇江堡周边百里地域,史称“镇江堡大捷”。
这是自努尔哈赤起兵以来,明朝在辽东最大、也是唯一的胜仗。
消息传来,王化贞十分高兴,当即任命毛文龙为副总兵,镇守镇江堡。
后金丢失镇江堡后,极为震惊,派出大队兵马,打算把毛文龙赶进海里喂鱼。由于敌太众,我太寡,毛文龙丢失了镇江堡,被赶进了海里,但他没有喂鱼,却开始钓鱼——退守皮岛。
参考消息
奇捷还是奇祸?
收复镇江,在王化贞看来是一次“奇捷”,他居然不跟熊廷弼打声招呼,就直接向朝廷去献俘请功。对此,熊廷弼很是恼火,他认为毛文龙此举乃“奇祸”,非但无功,反而有罪。因为当时各方面的军事部署还没有集结完毕,发动攻势过早,不仅会打乱原本的全盘部署,还会激怒后金,导致他们报复民众。由于毛文龙的举动迎合了辽人急欲收复失地的心理,再加上大学士叶向高、兵部尚书张鹤鸣等都力挺王化贞,熊廷弼的意见根本没人支持。此后不久,果然发生了屠城事件。
毕竟只是个岛,所以刚开始时,谁也没把他当回事。可不久之后,他就用实际行动,让努尔哈赤先生领会了痛苦的真正含义。
自天启元年以来,毛文龙就没休息过,每年派若干人,出去若干天,干若干事,不是放火,就是打劫,搞得后金不得安生。
更烦人的是,毛岛主本人实在狡猾无比,你没有准备,他就上岸踢你一脚,你集结兵力,设好埋伏,他又不来了,就如同耳边嗡嗡叫的蚊子,能把人活活折磨死。
后来努尔哈赤也烦了,估计毛岛主也只能打打游击,索性不答理他,让他去闹。没想到,毛岛主又给了他一个意外惊喜。
天启三年,就在后金军的眼皮底下,毛岛主突然出兵,一举攻占金州(今辽宁金州),而且占住就不走了,在努尔哈赤的后院放了把大火。
努尔哈赤是真没法了。要派兵进剿,却是我进敌退;要登陆作战,又没有那个技术;要打海战,又没有海军,实在头疼不已。
努尔哈赤是越来越头疼,毛岛主却越来越折腾,按电视剧里的说法,住孤岛上应该是个很惨的事,要啥啥没有,天天坐在沙滩上啃椰子,眼巴巴地盼着人来救。
可是毛文龙的孤岛生活过得相当充实,照史书上的说法,是“召集流民,集备军需,远近商贾纷至沓来,货物齐备,捐税丰厚”。
这就是说,毛岛主在岛上搞得很好,大家都不在陆地上混了,跟着跑来讨生活,岛上的商品经济也很发达,还能抽税。
这还不算,毛岛主除了搞活内需外,还做进出口贸易,日本、朝鲜都有他的固定客商。据说连后金管辖区也有人和他做生意,反正那鬼地方没海关,国家也不征税,所以毛岛主的收入相当多,据说每个月都有十几万两白银。
有钱,自然就有人了。在高薪的诱惑下,上岛当兵的越来越多,原本只有两百多人,后来袁崇焕上岛清点人数时,竟然清出了三万人。
值得夸奖的是,在做副业的同时,毛岛主并没有忘记本职工作。在之后的几年中,他创造了很多业绩,摘录如下:
天启三年,占金州。
四年五月,遣将沿鸭绿江越长白山,侵后金国东偏。
同年八月,遣兵从义州城西渡江,入岛中屯田。
五年六月,遣兵袭耀州之官屯寨。
六年五月,遣兵袭鞍山驿,越数日又遣兵袭撤尔河,攻城南。
乱打一气不说,竟然跑到人家地面上屯田种粮食,实在太嚣张了。
努尔哈赤先生如果不恨他,那是不正常的。
可是恨也白恨,科技跟不上,只能眼睁睁看着毛岛主胡乱闹腾。
拜毛文龙同志所赐,后金军队每次出去打仗的时候,很有一点惊弓之鸟的感觉,唯恐毛岛主在背后打黑枪,以至于长久以来不能安心抢掠,工作精力和情绪受到极大影响,反响极其恶劣。
如此成就,自然无人敢管,朝廷哄着他,王化贞护着他。后来,王在晋接任了辽东经略,都得把他供起来。
毛文龙,袁崇焕的第三个帮助者,现在的上级、未来的敌人。
天启三年,袁崇焕正热火朝天地在宁远修城墙的时候,另一个人到达宁远。
这个人是孙承宗派来的,他的职责,是与袁崇焕一同守护宁远。这个人的名字叫满桂。
满桂,宣府人,蒙古族,很穷,很勇敢。
满桂同志应该算是个标准的打仗苗子,从小爱好打猎,长大参军了,就爱好打人。在军队中混了很多年,每次出去打仗,都能砍死几个,可谓战功显赫。然而战功如此显赫,混到四十多岁,才是个百户。
倒不是有人打压他,实在是因为他太实在。
明朝规定,如果你砍死敌兵一人(要有首级),那么恭喜你,接下来你有两种选择:一、升官一级;二、得赏银五十两。
每次满桂都选第二种,因为他很缺钱。
我不认为满桂很贪婪,事实上,他很老实。
因为他并不知道,选第二种的人,能拿钱,而选第一种的,既能拿权,也能拿钱。
就这么个混法,估计到死前,能混到个千户,就算老天开眼了。
然而,数年之后一个人的失败,造就了他的成功。这个失败的人,是杨镐。
万历四十七年(1619),杨镐率四路大军,在萨尔浒全军覆没,光将领就死了三百多人。朝廷没人了,只能下令破格提拔,满桂同志就此改头换面,当上了明军的高级将领——参将。
但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另一个成功的人——孙承宗。
天启二年,在巡边的路上,孙承宗遇见了满桂,对这位老兵油子极其欣赏(大奇之),高兴之余,就给他升官,把他调到山海关,当上了副总兵。一年后,满桂被调往宁远,担任守将。
满桂是一个优秀的将领,他不但作战勇敢,而且经验丰富,还能搞外交。
当时的蒙古部落,已经成为后金军队的同盟,无论打劫、打仗都跟着一起来,明军压力很大。而满桂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他利用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对同胞进行了长时间耐心的劝说;对于不听劝说的,也进行了长时间耐心的攻打。很快,大家就被他又打又拉的诚恳态度所感动,全都服气了(桂善操纵,诸部咸服)。
此外,他很擅长堆砖头,经常亲自监工砌墙;还很喜欢练兵,经常把手下的兵练得七倒八歪。
就这样,在满桂的不懈努力下,宁远由当初一座较大的废墟,变成了一座较大的城市(军民五万余家,屯种远至五十里)。
而作为宁远地区的最高武官,他与袁崇焕的关系也相当好。
其实矛盾还是有的,但问题不大,至少当时不大。
必须说明一点,满桂当时的职务,是宁远总兵,而袁崇焕,是宁前道。就级别而言,满桂比袁崇焕要高,但明朝的传统,是以文制武,所以在宁远,袁崇焕的地位要略高于满桂,高一点点。
而据史料记载,满桂是个不苟言笑,却极其自负的人。加上他本人是从小兵干起的,平时干的都是砍人头的营生(一个五十两),注重实践,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空谈理论,没打过仗的文官,当然,这当中也包括袁崇焕。
但有趣的是,他和袁崇焕相处得还不错,并不是他比较大度,而是袁崇焕比较能忍。
袁崇焕的五个帮助者
袁大人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很清楚,在辽东混的,大部分都是老兵油子,杀人放火的事情干惯了,在这些人看来,自己这种文化人兼新兵蛋子,是没有发言权的。
所以他非常谦虚,非常能装孙子,还时常向老前辈们(如满桂)虚心请教,“满桂们”也心知肚明,知道他是孙承宗的人,得罪不起,都给他几分面子。总之,大家混得都还不错。
满桂,袁崇焕的第四个帮助者,三年后共经生死的战友,七年后置他于死地的对手。
或许你觉得人已经够多了,可是孙承宗似乎并不这么看,不久之后,他又送来了第五个人。
这个人,是他从刑场上救下来的,名字叫赵率教。
赵率教,陕西人,此人当官很早,万历中期就已经是参将了,履历平平,战功平平,资质平平,什么都平平。
此人表现一般不说,后来还吃了官司,工作都没了。后来也是托杨镐先生的福,武将死得太多没人补,他就自告奋勇,去补了缺,在袁应泰的手下,混了个副总兵。
可是他的运气很不好,刚去没多久,辽阳就丢了,袁应泰自杀,他跑了。
情急之下,他投奔了王化贞,一年后,广宁失陷,王化贞跑了,他也跑了。
再后来,王在晋来了,他又投奔了王在晋。
由于几年之中,他到了好几个地方,到哪儿,哪儿就倒霉,而且他毫无责任心,遇事就跑,遇麻烦就溜。至此,他终于成为了明军之中“有口皆碑”的典型人物——当然,是反面典型。
对此,赵率教没有说什么,也不能说什么。
然而不久后,赵率教突然找到了王在晋,主动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愿戴罪立功,率军收复失地。”
王在晋认为,自己一定是听错了。然而,当他再次听到同样坚定的话时,他认定,赵率教同志可能是受了什么刺激。
因为在当时,“失地”这个概念,是比较宽泛的,明朝手中掌握的,只有山海关,往大了说,整个辽东都是失地,您要去收复哪里?
赵率教回答:前屯。
前屯,就在宁远附近,是明军的重要据点。
在确定赵率教头脑清醒、没有寻死倾向之后,王在晋也说了实话:
“收复失地固然是好,但眼下无余兵。”
这就很实在了,我不是不想成全你,只是我也没法儿。
然而,赵率教的回答彻底出乎了王大人的意料:
“无须派兵,我自己带人去即可。”
老子是辽东经略,手下都没几号人,你还有私人武装?于是好奇的王在晋提出了问题:
“你有多少人?”
赵率教答:
“三十八人。”
王在晋彻底郁闷了。眼下大敌当前,努尔哈赤随时可能打过来,士气如此低落,平时能战斗的,也都躲了,这位平时特别能躲的,却突然站出来要战斗?
这都啥时候了,你开什么玩笑?还嫌不够乱?
于是一气之下,王在晋手一挥:你去吧!
这是一句气话,可他万没想到,这哥们儿真去了。
赵率教率领着他的家丁,三十八人,向前屯进发,去收复失地。
这是一个有明显自杀迹象的举动,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赵率教疯了。
但事实证明,赵先生没有疯,因为当他接近前屯,得知此地有敌军出现时,便停下了脚步。
“前方已有敌军,不可继续前进,收复此地即可。”
此地,就是他停下的地方,名叫中前所。
中前所,地处宁远近郊,大致位于今天的辽宁省绥中县附近。赵率教在此扎营,就地召集难民,设置营地,挑选精壮充军,并组织屯田。
王在晋得知了这个消息,却只是轻蔑地笑了笑,他认为,在那片遍布敌军的土地上,赵率教很快就会故技重演,丢掉一切再跑回来。
几个月后,孙承宗来到了这个原本应该空无一人的据点,却看见了广阔的农田、房屋,以及手持武器、训练有素的士兵。
在得知此前这里只有三十八人后,他找来了赵率教,问了他一个问题:
“现在这里有多少人?”
赵率教回答:
“民六万有余,士兵上万人。”
从三十八人到六万,面对这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孙承宗十分激动。他老人家原本是坐着马车来的,由于过于激动,当即把车送给了赵率教,自己骑马回去了。
从此,他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
就赵率教同志的表现来看,他是一个知道羞耻的人,知耻近乎勇。在经历了无数犹豫、困顿后,他开始用行动去证明自己的勇气。
可他刚证明到一半,就差点被人给砍了。
正当赵率教捋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兵部突然派人来找他,协助调查一件事情。
赵率教明白,这回算活到头了。
事情是这样的,当初赵率教在辽阳的时候,职务是副总兵,算是副司令员,掌管中军。这就意味着,当战争开始时,手握军队主力的赵率教应全力作战,然而他逃了,并直接导致了作战失败。
换句话说,小兵可以跑,老百姓可以跑,但赵率教不能跑,也不应该跑,既然跑了,就要依法处理。根据明朝军法,此类情形必死无疑。
但所谓必死无疑,还是有疑问的,特别是当有猛人求情的时候。
孙承宗听说此事后,当即去找了兵部尚书,告诉他,此人万不可杀。兵部尚书自然不敢得罪内阁大学士,索性做了个人情,把赵率教先生放了。
孙承宗并不是一个仁慈的人,他之所以放赵率教一马,是因为他认定,这人活着比死了好。
而赵率教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孙承宗的判断,在不久后的那场大战中,他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赵率教,袁崇焕的第五个帮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