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5章 三分越南，阮朝降了？狂求月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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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越秀宫。
“皇帝陛下，大使阁下，我大南哪里敢抵抗大明和法兰西两个上国的讨伐。可是，大明和法兰西也要给大南一条活路不是？开国是没有问题了，协定关税、治外法权、最惠国待遇这些都好说，赔款300万金法郎也没问题，我大南就是砸锅卖铁也凑出来，法兰西要租用岘港也行，要我大南同时奉大明和法兰西为宗主国也可以。可是北圻和南圻占到我大南土地的三分之二啊，要是割让出去我大南还怎么立国？”
用生硬的粤语说话的是个长相俊秀的年轻人，名叫阮福丽钟，是大南帝国的感化侯，这个封号有点奇怪，并不是越南有个什么地方就感化，而是字面上的意思，感动某人使之转化。
阮福丽钟之所以有这么个奇怪的封号其实是和他的父亲阮福美堂有关。阮福美堂是前太子阮福景的儿子，阮福映的嫡长孙。阮福景因为试图信奉天主教而不明不白的死去，而阮福美堂也失去了继承皇位的资格。在明命帝上台后，阮福美堂又因为和生母乱伦通奸的罪名被废为庶人，1847年死于流放地。次年，嗣德帝才让阮福美堂的子女恢复皇室身份，并且给了阮福丽钟一个感化侯的爵位，意思大概是要感化本来该做阮朝皇帝的阮福丽钟，现在又派他为使到广州来感化朱济世和布尔布隆了。
不过这个感化的效果好像不怎么样。
由于大南全国的精兵都在北圻，因而法国人在南圻的侵略行动进行的比较顺利，现在已经打下了阮朝故都嘉定。法国人在嘉定其实也有一定的基础，因为阮朝曾经抱过法国大腿，所以天主教一度在嘉定传播，在嘉定周围存在大批的天主教徒。1833年的时候，南圻的天主教徒就在信奉天主教的黎文魁（南圻总镇黎文悦养子）的领导下发动起义，在越南天主教徒的支持下攻占了南圻六省。阮朝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将这场叛乱镇压下去，然后又对南圻的天主教徒进行了一番血腥清洗。进一步恶化了同天主教徒的关系。现在南圻的天主教徒大多都把入侵的法国人当成了救世主，甚至还有不少人参加了法国人组织的伪军助纣为虐。
所以法国人的要求也水涨船高，提出了将越南一分为三，其中北圻和哀牢归中国统治。南圻和真腊归法国统治，中圻成为阮朝统治下的安南国，同时由中法两国同时“保护”安南国的和平建议。
即使不考虑真腊和哀牢这两个附属国，法国人提出的和谈条件也剥夺了大南国三分之二的领土。剩下的中圻又是山区为主的贫瘠之地，即使中法两国不进一步对安南国下手，阮朝也再无复兴之日了。
虽然阮福丽钟离开清化的时候，嗣德帝已经吩咐过他：“无论明法两国提出何等苛刻之条约，都需应允，但是必须将朱济世请到南定与朕会盟定约。”
可是阮福丽钟却不敢答应如此苛刻的和平条件，他可是罪人阮福美堂的儿子！平时夹着尾巴做人都天天胆战心惊。生怕被嗣德帝找到什么罪名给宰掉。现在又怎么敢答应这种断送大南国运的要求？要是答应了，回去以后嗣德帝正好拿自己开刀平民愤啊！
“皇帝陛下，大使阁下，我主是有心祈和的，但是这样苛刻的条件。身为人臣的在下实在不敢答应。”阮福丽钟的眼泪都要下来了，他还不想死啊！特别是被上一个民族罪人的骂名去死。本来以为恢复了皇室子弟的身份可以过几天好日子，谁想到代价竟然是掉脑袋！
朱济世和布尔布隆对视了一眼，用法语对布尔布隆道：“大使先生，看来这个阮福钟丽真的做不了主，不如我们一起走一趟南定？”
布尔布隆耸耸肩，微笑道：“好吧。皇帝陛下，那就让我们去一趟吧。不过阮福时不答应我们条件也没关系。反正南圻和北圻已经被我们两国占领了，他的意见根本不会影响我们两国在南北圻的统治！”
在动身前往南定之前，朱济世还要安排一下几百个来广东公费旅游的县官，这些日子朱皇帝还在百忙之中召开过几次“工商促进会”，把大明朝以“gdp”为纲的执政思路彻底交代了一番。当然。这个gdp是要打引号的，现在大明还没有统计局这个衙门，也不知道怎么计算gdp。
但还是有些指标是可以考核的，比如税收，特别是工商税收的增加多少就是其中最硬性的指标。直接和官员薪水的增加挂钩——至于官员为了政绩强行提高税率是不用担心的，因为有公局这个“准议会”的存在，地方上的商税征收是由公局和县衙共同负责，而且公局还有权弹劾县令！而农业税又是由士绅和县衙公同把持，所以县太爷在这方面横征暴敛的余地也不大。而且《均税法》的提出，让每个省的农业税都有了统一的税率，原则上是安照中下田的标准确定的——《均税法》肯定不是一个最合理的税收办法，但确实是最容易操作和监督的办法。几乎没有什么漏洞可钻，虽然可以“因灾缓缴”，但是所有官员的三族都不能享受这个待遇，所以也不用担心下面虚报灾害。
另外大明地方财政资金的管理也非常严格，财政资金不是放在库房里面，而是存入汇丰银行或是朝廷指定的其他银行。所有官员的薪水也是用银行转账的形式直接发到个人账户上面，完全杜绝了贪污库银的可能性。虽然大明的官府仍然是个腐败丛生的地方，但是像前明那样收不上税，或是像清朝那样库银三天两头被人搬回自己家里去的“低级错误”是不会发生的。
在这次工商促进会组织的“县官洗脑”运动结束之前，朱皇帝又将自己编写的一本名为《工商促进办法》的小册子发了下去，提出了：修商道、引外资（外地资本）、开矿山、兴农场、迁贫民（对于某些穷得没有办法的地方来说，外出闯荡的子弟汇回来的资金对本地经济的发展也很有好处）、严制度、办新学等多种促工商的办法。
随后朱济世就带着一个团的锦衣近卫军和玛丽亚.克莱门蒂娜、罗泽南、布尔布隆等人一起直往河内而去了。
河内是大南的东京，又是北圻地方的首府，地处大南土地最肥沃的珥河（红河）平原中部，仿佛是河流密布的江南鱼米之乡，在一条蜿蜒狭窄的官道两旁，皆是无边无际的田埂和星罗棋布的村落，可是在眼下这个春播的时候，田埂之中并没有劳作的农夫，几乎所有的村落都有被火焚过的痕迹。
这一路，朱济世还和从中国开来的大队人马汇合，越是接近河内，战争的气氛就越是浓烈。不时有大队大队的兵马沿着大南的官道调动，有些还是刚刚打破了某个抵抗的越人村寨归来，官兵用刺刀押送着被俘的越人妇孺，他们将会被驱逐出北圻，自生自灭，而他们的丈夫或父亲，不是在士绅的组织下去勤王，就是在残酷的战争中死亡。占领北圻的明军已经得到严令，驱逐北圻境内所有的土人（华人当然除外），这场战争和以往几次北朝侵越不同。因为现在的大明天子不是传统的华夏上国的仁君，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侵略者！
按照朱济世好朋友恩格斯的话，大明侵越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是大明帝国主义为了转嫁国内危机而发动的扩张性侵略战争！
广州，越秀宫。
“皇帝陛下，大使阁下，我大南哪里敢抵抗大明和法兰西两个上国的讨伐。可是，大明和法兰西也要给大南一条活路不是？开国是没有问题了，协定关税、治外法权、最惠国待遇这些都好说，赔款300万金法郎也没问题，我大南就是砸锅卖铁也凑出来，法兰西要租用岘港也行，要我大南同时奉大明和法兰西为宗主国也可以。可是北圻和南圻占到我大南土地的三分之二啊，要是割让出去我大南还怎么立国？”
用生硬的粤语说话的是个长相俊秀的年轻人，名叫阮福丽钟，是大南帝国的感化侯，这个封号有点奇怪，并不是越南有个什么地方就感化，而是字面上的意思，感动某人使之转化。
阮福丽钟之所以有这么个奇怪的封号其实是和他的父亲阮福美堂有关。阮福美堂是前太子阮福景的儿子，阮福映的嫡长孙。阮福景因为试图信奉天主教而不明不白的死去，而阮福美堂也失去了继承皇位的资格。在明命帝上台后，阮福美堂又因为和生母乱伦通奸的罪名被废为庶人，1847年死于流放地。次年，嗣德帝才让阮福美堂的子女恢复皇室身份，并且给了阮福丽钟一个感化侯的爵位，意思大概是要感化本来该做阮朝皇帝的阮福丽钟，现在又派他为使到广州来感化朱济世和布尔布隆了。
不过这个感化的效果好像不怎么样。
由于大南全国的精兵都在北圻，因而法国人在南圻的侵略行动进行的比较顺利，现在已经打下了阮朝故都嘉定。法国人在嘉定其实也有一定的基础，因为阮朝曾经抱过法国大腿，所以天主教一度在嘉定传播，在嘉定周围存在大批的天主教徒。1833年的时候，南圻的天主教徒就在信奉天主教的黎文魁（南圻总镇黎文悦养子）的领导下发动起义，在越南天主教徒的支持下攻占了南圻六省。阮朝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将这场叛乱镇压下去，然后又对南圻的天主教徒进行了一番血腥清洗。进一步恶化了同天主教徒的关系。现在南圻的天主教徒大多都把入侵的法国人当成了救世主，甚至还有不少人参加了法国人组织的伪军助纣为虐。
所以法国人的要求也水涨船高，提出了将越南一分为三，其中北圻和哀牢归中国统治。南圻和真腊归法国统治，中圻成为阮朝统治下的安南国，同时由中法两国同时“保护”安南国的和平建议。
即使不考虑真腊和哀牢这两个附属国，法国人提出的和谈条件也剥夺了大南国三分之二的领土。剩下的中圻又是山区为主的贫瘠之地，即使中法两国不进一步对安南国下手，阮朝也再无复兴之日了。
虽然阮福丽钟离开清化的时候，嗣德帝已经吩咐过他：“无论明法两国提出何等苛刻之条约，都需应允，但是必须将朱济世请到南定与朕会盟定约。”
可是阮福丽钟却不敢答应如此苛刻的和平条件，他可是罪人阮福美堂的儿子！平时夹着尾巴做人都天天胆战心惊。生怕被嗣德帝找到什么罪名给宰掉。现在又怎么敢答应这种断送大南国运的要求？要是答应了，回去以后嗣德帝正好拿自己开刀平民愤啊！
“皇帝陛下，大使阁下，我主是有心祈和的，但是这样苛刻的条件。身为人臣的在下实在不敢答应。”阮福丽钟的眼泪都要下来了，他还不想死啊！特别是被上一个民族罪人的骂名去死。本来以为恢复了皇室子弟的身份可以过几天好日子，谁想到代价竟然是掉脑袋！
朱济世和布尔布隆对视了一眼，用法语对布尔布隆道：“大使先生，看来这个阮福钟丽真的做不了主，不如我们一起走一趟南定？”
布尔布隆耸耸肩，微笑道：“好吧。皇帝陛下，那就让我们去一趟吧。不过阮福时不答应我们条件也没关系。反正南圻和北圻已经被我们两国占领了，他的意见根本不会影响我们两国在南北圻的统治！”
在动身前往南定之前，朱济世还要安排一下几百个来广东公费旅游的县官，这些日子朱皇帝还在百忙之中召开过几次“工商促进会”，把大明朝以“gdp”为纲的执政思路彻底交代了一番。当然。这个gdp是要打引号的，现在大明还没有统计局这个衙门，也不知道怎么计算gdp。
但还是有些指标是可以考核的，比如税收，特别是工商税收的增加多少就是其中最硬性的指标。直接和官员薪水的增加挂钩——至于官员为了政绩强行提高税率是不用担心的，因为有公局这个“准议会”的存在，地方上的商税征收是由公局和县衙共同负责，而且公局还有权弹劾县令！而农业税又是由士绅和县衙公同把持，所以县太爷在这方面横征暴敛的余地也不大。而且《均税法》的提出，让每个省的农业税都有了统一的税率，原则上是安照中下田的标准确定的——《均税法》肯定不是一个最合理的税收办法，但确实是最容易操作和监督的办法。几乎没有什么漏洞可钻，虽然可以“因灾缓缴”，但是所有官员的三族都不能享受这个待遇，所以也不用担心下面虚报灾害。
另外大明地方财政资金的管理也非常严格，财政资金不是放在库房里面，而是存入汇丰银行或是朝廷指定的其他银行。所有官员的薪水也是用银行转账的形式直接发到个人账户上面，完全杜绝了贪污库银的可能性。虽然大明的官府仍然是个腐败丛生的地方，但是像前明那样收不上税，或是像清朝那样库银三天两头被人搬回自己家里去的“低级错误”是不会发生的。
在这次工商促进会组织的“县官洗脑”运动结束之前，朱皇帝又将自己编写的一本名为《工商促进办法》的小册子发了下去，提出了：修商道、引外资（外地资本）、开矿山、兴农场、迁贫民（对于某些穷得没有办法的地方来说，外出闯荡的子弟汇回来的资金对本地经济的发展也很有好处）、严制度、办新学等多种促工商的办法。
随后朱济世就带着一个团的锦衣近卫军和玛丽亚.克莱门蒂娜、罗泽南、布尔布隆等人一起直往河内而去了。
河内是大南的东京，又是北圻地方的首府，地处大南土地最肥沃的珥河（红河）平原中部，仿佛是河流密布的江南鱼米之乡，在一条蜿蜒狭窄的官道两旁，皆是无边无际的田埂和星罗棋布的村落，可是在眼下这个春播的时候，田埂之中并没有劳作的农夫，几乎所有的村落都有被火焚过的痕迹。
这一路，朱济世还和从中国开来的大队人马汇合，越是接近河内，战争的气氛就越是浓烈。不时有大队大队的兵马沿着大南的官道调动，有些还是刚刚打破了某个抵抗的越人村寨归来，官兵用刺刀押送着被俘的越人妇孺，他们将会被驱逐出北圻，自生自灭，而他们的丈夫或父亲，不是在士绅的组织下去勤王，就是在残酷的战争中死亡。占领北圻的明军已经得到严令，驱逐北圻境内所有的土人（华人当然除外），这场战争和以往几次北朝侵越不同。因为现在的大明天子不是传统的华夏上国的仁君，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侵略者！
按照朱济世好朋友恩格斯的话，大明侵越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是大明帝国主义为了转嫁国内危机而发动的扩张性侵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