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我为贫困户办成的第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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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虚心请教老林脱贫的问题，老林接着说：“我在乡镇干党高官那些年，通过到沿海地区考察，觉得养蚕是条致富路，回来后号召全乡栽种桑树，每户必须栽种2亩以上。有几个村落实不力，我把支部书记就地免职。”
我问：“后来呢？”
老林说：“后来桑树倒是栽种了不少，蚕房也都建起来了，也请技术人员全方位培训了养蚕技术，但因蚕茧价格低、蚕发病率高、气候冷凉等原因，农民增收不明显，始终没有形成产业，后来农民陆续把桑树全部挖了。”
我说：“你这是瞎指挥了。”
老林说：“是呀，今天跟你讲这个事，就是要告诉你，发展产业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不要搞强迫命令。”
我想起张书记在会上讲的话，说：“你总结对了，正因为如此，所以总书记要求精准施策、精准扶贫。”
下午上班，我到市教育局去落实孙正权家孩子办理助学贷款的事，我因为走得急，没有带办理助学贷款的相关材料，我找到我的朋友小李，请他出面去说说情。
小李带着我来到办理助学贷款的科室，说明了情况。办公室里一个女同志说：“可以办呀，现在助学贷款没有资金总额限制，不是说资金用完了就不办了，而是只要符合条件的都能办。你把资料拿来我看下。”
我说：“走得匆忙，没带资料来呢。”
女同志说：“你没有资料肯定办不了呀。”
小李问我：“资料齐全吗？”
我说：“已经办齐全了。”
小李问女同志：“能不能叫他们通过微信传过来呢？”
女同志想了一会说：“既然是贫困户，那就特事特办。叫他们通过微信把材料传过来吧。”
我马上联系孙正权，让他把材料一张一张用手机照了图片，通过微信传给我，我又传给女同志。女同志把图片下载到电脑，打印出来，一一审核过后，很快给我办好了孙正权儿子的助学贷款。
女同志告诉我，每年8000元的助学贷款分两次打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每次4000元，4年共计32000元。
下午小李请吃饭，叫了我们共同的七八个朋友，在小龙坎吃火锅。朋友们都不知道我到茅草坪村当第一书记了，他们说看你发的微信朋友圈和抖音视频，茅草坪村很美呀，根本不像是贫困村哦。我说是呀，但有的村民确实很穷。
我觉得茅草坪村贫困户的那些断垣残壁、破败不堪的住房，那些人畜混居的脏乱场面，那些被贫穷折磨得失去尊严的、茫然麻木的脸，是他们的隐私，我不想分享他们的困苦，不想放大他们的苦难。所以我在自媒体上发的图片都是认真选择过的。
小李不支持我的观点，他说，现在是自媒体时代，脱贫攻坚是全党全社会的大事，把贫困村的真实情况如实的反映出来，是我们各级各部门的责任。除了新闻报到，自媒体也是一种宣传，只要你不要弄虚作假，保证宣传的真实性。
朋友们不停地给我夹菜，轮番向我敬酒。似乎觉得我在茅草坪村受委曲了，想以这种方式安慰我。
第二天一早，我告别妻儿，坐上班车，赶回和平乡去。一路上，我都在想，贫困村退出的“1低5有”标准中，很显然，茅草坪村目前没有集体经济收入、没有硬化路、没有卫生室、没有文化室，手机通信网络倒是有，但光纤是没有架通的。要实现这个目标，看来是很困难的了。
到达和平乡后，我在集市上买了几斤猪肉、几斤花生米，换了衣服，骑上黄文书的摩托，一路灰尘，用时2个小时，回到茅草坪村。
回到村委会，太阳已经偏西，村小还没有放学。我换下衣服，用冷水洗了个澡，把脏衣服端到老水井下边的小河沟旁，用洗衣粉洗干净，端回来晾好，然后打火做饭。我炒了肉片、炸了花生米、煮了青菜，招呼老刘老师过来一起吃饭。
老刘老师说：“这几天教育局安排统计贫困户子女入学情况，村小正在按要求统计。”
我说：“你们一定要统计准确，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孩子不能缀学哦。”
老刘老师说：“茅草坪村初步统计下来有几个失学儿童，正在进一步核实情况。”
我问老刘老师：“孙正权儿子是你的学生吗？”
老刘老师说：“是的，我从一年级把他教到六年级。这孩子头脑聪明、学习刻苦，非常上进。特别是孙正权两口子，非常重视教育，对孩子的期望高，要求严格。”
我说：“茅草坪村的学生家长对孩子的学习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坚决支持？顺其自然？还是无所谓？”
老刘老师说：“客观地说，应当是顺其自然吧，像孙正权两口子那样，有着强烈的愿望，一心想把孩子培养成材的很少。多数家长认为学习是老师的事，对孩子是否旷课、迟到、早退，在课堂上是否专心听讲，是否按时完成作业，家庭作业是对是错，基本上不过问。极少数家长在农忙时甚至主动要求孩子不要来上学，而是去帮家里放牛或者放羊。”
我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搞不上去，文化素质不提高，脱贫很难哦。”
老刘老师说：“茅草坪村这些年考上大学的孩子寥寥无几。孙正权儿子考上市一中后，我怕孙正权两口子担心学费和生活费过高，从而拖孩子的后腿，我专门去过孙正权家，做孙正权两口子思想工作。我跟孙正权讲，孩子在乡中学念高中，能不能考取大学还不一定；要是在市一中念高中，只要保持现在的学习劲头，考一本大学根本不成问题。最后。这孩子就到市一中念高中，去年毕业时高考成绩进入全市200名，考取了上海的一所重点大学。”
我说：“对农村的孩子来讲，考上大学，基本上就跳出农门，命运彻底改变了。”
老刘老师说：“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孙正权两口子为供孩子上学，欠了许多债，生活日渐贫困。”
我说：“我今天帮他申请了助学贷款，每年8000元，四年32000元。”
老刘老师说：“那敢情好，这下孙正权两口子可以稍稍松口气去。”
我虚心请教老林脱贫的问题，老林接着说：“我在乡镇干党高官那些年，通过到沿海地区考察，觉得养蚕是条致富路，回来后号召全乡栽种桑树，每户必须栽种2亩以上。有几个村落实不力，我把支部书记就地免职。”
我问：“后来呢？”
老林说：“后来桑树倒是栽种了不少，蚕房也都建起来了，也请技术人员全方位培训了养蚕技术，但因蚕茧价格低、蚕发病率高、气候冷凉等原因，农民增收不明显，始终没有形成产业，后来农民陆续把桑树全部挖了。”
我说：“你这是瞎指挥了。”
老林说：“是呀，今天跟你讲这个事，就是要告诉你，发展产业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不要搞强迫命令。”
我想起张书记在会上讲的话，说：“你总结对了，正因为如此，所以总书记要求精准施策、精准扶贫。”
下午上班，我到市教育局去落实孙正权家孩子办理助学贷款的事，我因为走得急，没有带办理助学贷款的相关材料，我找到我的朋友小李，请他出面去说说情。
小李带着我来到办理助学贷款的科室，说明了情况。办公室里一个女同志说：“可以办呀，现在助学贷款没有资金总额限制，不是说资金用完了就不办了，而是只要符合条件的都能办。你把资料拿来我看下。”
我说：“走得匆忙，没带资料来呢。”
女同志说：“你没有资料肯定办不了呀。”
小李问我：“资料齐全吗？”
我说：“已经办齐全了。”
小李问女同志：“能不能叫他们通过微信传过来呢？”
女同志想了一会说：“既然是贫困户，那就特事特办。叫他们通过微信把材料传过来吧。”
我马上联系孙正权，让他把材料一张一张用手机照了图片，通过微信传给我，我又传给女同志。女同志把图片下载到电脑，打印出来，一一审核过后，很快给我办好了孙正权儿子的助学贷款。
女同志告诉我，每年8000元的助学贷款分两次打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每次4000元，4年共计32000元。
下午小李请吃饭，叫了我们共同的七八个朋友，在小龙坎吃火锅。朋友们都不知道我到茅草坪村当第一书记了，他们说看你发的微信朋友圈和抖音视频，茅草坪村很美呀，根本不像是贫困村哦。我说是呀，但有的村民确实很穷。
我觉得茅草坪村贫困户的那些断垣残壁、破败不堪的住房，那些人畜混居的脏乱场面，那些被贫穷折磨得失去尊严的、茫然麻木的脸，是他们的隐私，我不想分享他们的困苦，不想放大他们的苦难。所以我在自媒体上发的图片都是认真选择过的。
小李不支持我的观点，他说，现在是自媒体时代，脱贫攻坚是全党全社会的大事，把贫困村的真实情况如实的反映出来，是我们各级各部门的责任。除了新闻报到，自媒体也是一种宣传，只要你不要弄虚作假，保证宣传的真实性。
朋友们不停地给我夹菜，轮番向我敬酒。似乎觉得我在茅草坪村受委曲了，想以这种方式安慰我。
第二天一早，我告别妻儿，坐上班车，赶回和平乡去。一路上，我都在想，贫困村退出的“1低5有”标准中，很显然，茅草坪村目前没有集体经济收入、没有硬化路、没有卫生室、没有文化室，手机通信网络倒是有，但光纤是没有架通的。要实现这个目标，看来是很困难的了。
到达和平乡后，我在集市上买了几斤猪肉、几斤花生米，换了衣服，骑上黄文书的摩托，一路灰尘，用时2个小时，回到茅草坪村。
回到村委会，太阳已经偏西，村小还没有放学。我换下衣服，用冷水洗了个澡，把脏衣服端到老水井下边的小河沟旁，用洗衣粉洗干净，端回来晾好，然后打火做饭。我炒了肉片、炸了花生米、煮了青菜，招呼老刘老师过来一起吃饭。
老刘老师说：“这几天教育局安排统计贫困户子女入学情况，村小正在按要求统计。”
我说：“你们一定要统计准确，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孩子不能缀学哦。”
老刘老师说：“茅草坪村初步统计下来有几个失学儿童，正在进一步核实情况。”
我问老刘老师：“孙正权儿子是你的学生吗？”
老刘老师说：“是的，我从一年级把他教到六年级。这孩子头脑聪明、学习刻苦，非常上进。特别是孙正权两口子，非常重视教育，对孩子的期望高，要求严格。”
我说：“茅草坪村的学生家长对孩子的学习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坚决支持？顺其自然？还是无所谓？”
老刘老师说：“客观地说，应当是顺其自然吧，像孙正权两口子那样，有着强烈的愿望，一心想把孩子培养成材的很少。多数家长认为学习是老师的事，对孩子是否旷课、迟到、早退，在课堂上是否专心听讲，是否按时完成作业，家庭作业是对是错，基本上不过问。极少数家长在农忙时甚至主动要求孩子不要来上学，而是去帮家里放牛或者放羊。”
我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搞不上去，文化素质不提高，脱贫很难哦。”
老刘老师说：“茅草坪村这些年考上大学的孩子寥寥无几。孙正权儿子考上市一中后，我怕孙正权两口子担心学费和生活费过高，从而拖孩子的后腿，我专门去过孙正权家，做孙正权两口子思想工作。我跟孙正权讲，孩子在乡中学念高中，能不能考取大学还不一定；要是在市一中念高中，只要保持现在的学习劲头，考一本大学根本不成问题。最后。这孩子就到市一中念高中，去年毕业时高考成绩进入全市200名，考取了上海的一所重点大学。”
我说：“对农村的孩子来讲，考上大学，基本上就跳出农门，命运彻底改变了。”
老刘老师说：“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孙正权两口子为供孩子上学，欠了许多债，生活日渐贫困。”
我说：“我今天帮他申请了助学贷款，每年8000元，四年32000元。”
老刘老师说：“那敢情好，这下孙正权两口子可以稍稍松口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