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官督商办酿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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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头讲到了官督商办，尤其是像上海轮船招商局这样的洋务派头等的企业，更是深深的烙印上了官方背景，其中的一桩弊病如同盛宣怀所讲的那样，唐廷枢等款本并不归公，即以此项私自收买旗昌股票一款。
当日禀请傅相发款济需，系光绪二年六月在烟台之事，朱、盛、唐、徐四人均面陈会禀盛、朱旋奉差回沪办理吴淞铁路一案，唐亦随陈荔秋星使进京，至十月底方回上海，所拨各款五十万两均系徐润一人经领，何日领出，何日付给，如何分还庄款，均有账薄一丝不紊，彻底可查。则是唐廷枢等既未经领银两，即无收买旗昌股票，可知果有其事，上海万商云集之地，岂能瞒人耳目，直待今日始为言官举发，既能举发，而向何人买受，托何人经手，言官亦应指明，以期水落石出，方服人心。
首先旗昌洋行原本二百二十余万，到了上海轮船招商局，已经亏损了一大半款项。北京城朝廷里头的所谓言官只知旗昌原本百二十余万，却不知该公司由同治元年至十三年所得余利百余万尽加在船本身上，所以同治十二年该公司结账存本三百余万，光绪元年结账除折耗之外，亦有三百八十余万，言官何称已亏大半，从何得此数目，实所不解。
其二招商局成立之时所领帑银百万两，实即划归伊等前收股票抵作十成之银扣算中饱私囊。这里又诬称以五十万买收股票，又添设一层疑窦，而将所领公款牵涉扣收入己，其意似拟只买股票，犹商人谋利口请，必诬作扣收，谓之侵挪，始可加以营私字样，以便照贪墨之吏一同科罚，言官未必如此巧险，但不免为人所愚耳。殊不知前之拨款五十万后，领帑银百万，皆系徐润一人经手，亦莫不条分缕晰，含混毫无。
盛宣怀更加指出了唐廷枢等计图脱身遂邀江苏道员叶廷眷接办一款，揭示了其中的移花接木的所谓民营商人们的财计。
他讲查商局系唐廷枢与朱其昂创始，费多少艰辛，方能立足，日见扩充，况巨股大半经手招来，乃欲作脱身之计，是何居心，即有其心而经手未请，傅相亦难允准，股商亦难允从，其所以邀叶入局者，因[光绪]四年春夏朱其昂病故，漕务乏人经管，知叶曾任江苏佐式荐升州县捐职道员，历练官商，如办理朱故道事务当必合宜，故力请傅相奏派运漕兼会办揽载一切，不为不推诚相待矣。倘存私念，何致引人襄助，如计脱身又何力任招嫌也。
而且还爆出了巨大的漏洞，居然时值二百五十万之巨。
盛宣怀接着讲道，查局本公款百九十余万，商股九十余万，前挪庄款及挂欠旗昌银百余万，共计四百余万两，而各项时值，经历载每年总结账内，如果以少作多，瞒官易，瞒商难，八年以来岂商人默无一语？乃言官所说低作价值，虽商情不致摇惑，得毋见笑于外邦，非所以维持实足以挠败。
而这辰光轮船招商局名下的各轮船原价九万，现作十五六万，其付七八万者，现作十三四万，将侵亏银加摊于码头轮船房屋各值之上，真是让人触目惊心。
查轮船初置所无，后来加添名为添置，应加入置本账算，初置既有后来改修，名为修理，应在生意账上核除，乃不易之理。其有顶受旗昌旧船，原系旧船有旧船之价，顶受后将旧船改修焕然一新，自当即问该船时价所置，不问旧船置本几何，亦系一定办法，且所添吝件，所修各船，均有细账可查，有经手人可问。至船身之坚否，马力之多否，价值之昂否，必须装船之人方能核准，决非外行者所可深悉，其所勤将侵亏之银加派一层，却不知何所见而云然。
此外洋商新船每年酌提少许，以补轻船价一款。查生意好，除提官利尚有盈余，自然酌提以轻资本，如商局第六第七两条之办法是也。若生意不好，除官利外，已无余积，则无从酌提，乃洋商现时之办法也。如去年怡和洋行轮船只有官利五厘，即无从酌提船本，此乃现成章法人人所知，但视生意盈亏为准，不能另作定章。
而且这个窟窿还越来越大，据说外欠数十万公款，百九十余万均不能归还一款。前数年外欠庄款，乃旗昌不下二百万，逐渐清偿，今只得数十万，先系还外款，后还公款，以恤商难也。现今公款百九十余万已蒙傅相奏准，由今冬起指实运漕水脚分年拔还，届时自当遵缴无误，何以不能归还。
到了后头叶廷眷接办至四年底，此半年中余银四五十万两，五年正月至六月亦余银五六十万两一款。盛宣怀特别指出叶廷眷系四年六月蒙傅相奏派到局，经唐廷枢在津将应办一切事宜，披沥肝胆相商，渠均以为然。
岂其七月回沪，因见头绪繁多，担荷甚重，转生疑忌，图将关系卸清，逢人告以局势难支，并自上条陈于南北洋大臣，力求补救之法，无如所上条陈系能说不能行之事，所以未能邀准。外间闻叶廷眷以局中之员而虞事不可靠，遂至存项者纷纷来提，庄款者纷纷追讨，徐润支撑不住，日日函商弥补，此四年九月内之事也。
而当时唐廷枢正在开平创办矿务，蒙傅相唤来津责以办理不善，因力白叶之过虑，并保局势可兴，遂另筹整顿章程，呈录鉴察，仍令廷枢回沪，按照所拟办法务归实际，故于九月返申，会同徐润先将庄款布置妥当，然后收歇船厂，以节修理之糜[糜]；酌限各厂开销，以省经费之浩，商令各局承包，以期切己而踊跃。有生财之处，无不设法开拓，有可搏节之处，莫不设法讲求，各局董各船主无不先后邀至总局面商，直至五年正月方将厘定各款陆续举行。当整顿之时，叶颇不以为然，
及至五年六月底结账，渠见确有成效，乃无他言。叶自四年七月到局，八月即赴江西察办东嘈未准，回沪之后并未经办一事，胸中亦无一策，惟自十一月至五年二月在沪专管收兑江浙漕米，颇觉认真，三、四、五月在津交兑亦臻平妥，六月回沪即具票告病，至今未出。综计实在局中自四年七月起至五年六月止，办潜数月，并未经涉轮船揽载事宜，此叶廷眷到局始终实在情形也。折内所称年底余银四五十万，五年六月又余五六十万，固属浮开，而不知何以居为叶廷眷经办之功，殊堪诧异。（未完待续）
前头讲到了官督商办，尤其是像上海轮船招商局这样的洋务派头等的企业，更是深深的烙印上了官方背景，其中的一桩弊病如同盛宣怀所讲的那样，唐廷枢等款本并不归公，即以此项私自收买旗昌股票一款。
当日禀请傅相发款济需，系光绪二年六月在烟台之事，朱、盛、唐、徐四人均面陈会禀盛、朱旋奉差回沪办理吴淞铁路一案，唐亦随陈荔秋星使进京，至十月底方回上海，所拨各款五十万两均系徐润一人经领，何日领出，何日付给，如何分还庄款，均有账薄一丝不紊，彻底可查。则是唐廷枢等既未经领银两，即无收买旗昌股票，可知果有其事，上海万商云集之地，岂能瞒人耳目，直待今日始为言官举发，既能举发，而向何人买受，托何人经手，言官亦应指明，以期水落石出，方服人心。
首先旗昌洋行原本二百二十余万，到了上海轮船招商局，已经亏损了一大半款项。北京城朝廷里头的所谓言官只知旗昌原本百二十余万，却不知该公司由同治元年至十三年所得余利百余万尽加在船本身上，所以同治十二年该公司结账存本三百余万，光绪元年结账除折耗之外，亦有三百八十余万，言官何称已亏大半，从何得此数目，实所不解。
其二招商局成立之时所领帑银百万两，实即划归伊等前收股票抵作十成之银扣算中饱私囊。这里又诬称以五十万买收股票，又添设一层疑窦，而将所领公款牵涉扣收入己，其意似拟只买股票，犹商人谋利口请，必诬作扣收，谓之侵挪，始可加以营私字样，以便照贪墨之吏一同科罚，言官未必如此巧险，但不免为人所愚耳。殊不知前之拨款五十万后，领帑银百万，皆系徐润一人经手，亦莫不条分缕晰，含混毫无。
盛宣怀更加指出了唐廷枢等计图脱身遂邀江苏道员叶廷眷接办一款，揭示了其中的移花接木的所谓民营商人们的财计。
他讲查商局系唐廷枢与朱其昂创始，费多少艰辛，方能立足，日见扩充，况巨股大半经手招来，乃欲作脱身之计，是何居心，即有其心而经手未请，傅相亦难允准，股商亦难允从，其所以邀叶入局者，因[光绪]四年春夏朱其昂病故，漕务乏人经管，知叶曾任江苏佐式荐升州县捐职道员，历练官商，如办理朱故道事务当必合宜，故力请傅相奏派运漕兼会办揽载一切，不为不推诚相待矣。倘存私念，何致引人襄助，如计脱身又何力任招嫌也。
而且还爆出了巨大的漏洞，居然时值二百五十万之巨。
盛宣怀接着讲道，查局本公款百九十余万，商股九十余万，前挪庄款及挂欠旗昌银百余万，共计四百余万两，而各项时值，经历载每年总结账内，如果以少作多，瞒官易，瞒商难，八年以来岂商人默无一语？乃言官所说低作价值，虽商情不致摇惑，得毋见笑于外邦，非所以维持实足以挠败。
而这辰光轮船招商局名下的各轮船原价九万，现作十五六万，其付七八万者，现作十三四万，将侵亏银加摊于码头轮船房屋各值之上，真是让人触目惊心。
查轮船初置所无，后来加添名为添置，应加入置本账算，初置既有后来改修，名为修理，应在生意账上核除，乃不易之理。其有顶受旗昌旧船，原系旧船有旧船之价，顶受后将旧船改修焕然一新，自当即问该船时价所置，不问旧船置本几何，亦系一定办法，且所添吝件，所修各船，均有细账可查，有经手人可问。至船身之坚否，马力之多否，价值之昂否，必须装船之人方能核准，决非外行者所可深悉，其所勤将侵亏之银加派一层，却不知何所见而云然。
此外洋商新船每年酌提少许，以补轻船价一款。查生意好，除提官利尚有盈余，自然酌提以轻资本，如商局第六第七两条之办法是也。若生意不好，除官利外，已无余积，则无从酌提，乃洋商现时之办法也。如去年怡和洋行轮船只有官利五厘，即无从酌提船本，此乃现成章法人人所知，但视生意盈亏为准，不能另作定章。
而且这个窟窿还越来越大，据说外欠数十万公款，百九十余万均不能归还一款。前数年外欠庄款，乃旗昌不下二百万，逐渐清偿，今只得数十万，先系还外款，后还公款，以恤商难也。现今公款百九十余万已蒙傅相奏准，由今冬起指实运漕水脚分年拔还，届时自当遵缴无误，何以不能归还。
到了后头叶廷眷接办至四年底，此半年中余银四五十万两，五年正月至六月亦余银五六十万两一款。盛宣怀特别指出叶廷眷系四年六月蒙傅相奏派到局，经唐廷枢在津将应办一切事宜，披沥肝胆相商，渠均以为然。
岂其七月回沪，因见头绪繁多，担荷甚重，转生疑忌，图将关系卸清，逢人告以局势难支，并自上条陈于南北洋大臣，力求补救之法，无如所上条陈系能说不能行之事，所以未能邀准。外间闻叶廷眷以局中之员而虞事不可靠，遂至存项者纷纷来提，庄款者纷纷追讨，徐润支撑不住，日日函商弥补，此四年九月内之事也。
而当时唐廷枢正在开平创办矿务，蒙傅相唤来津责以办理不善，因力白叶之过虑，并保局势可兴，遂另筹整顿章程，呈录鉴察，仍令廷枢回沪，按照所拟办法务归实际，故于九月返申，会同徐润先将庄款布置妥当，然后收歇船厂，以节修理之糜[糜]；酌限各厂开销，以省经费之浩，商令各局承包，以期切己而踊跃。有生财之处，无不设法开拓，有可搏节之处，莫不设法讲求，各局董各船主无不先后邀至总局面商，直至五年正月方将厘定各款陆续举行。当整顿之时，叶颇不以为然，
及至五年六月底结账，渠见确有成效，乃无他言。叶自四年七月到局，八月即赴江西察办东嘈未准，回沪之后并未经办一事，胸中亦无一策，惟自十一月至五年二月在沪专管收兑江浙漕米，颇觉认真，三、四、五月在津交兑亦臻平妥，六月回沪即具票告病，至今未出。综计实在局中自四年七月起至五年六月止，办潜数月，并未经涉轮船揽载事宜，此叶廷眷到局始终实在情形也。折内所称年底余银四五十万，五年六月又余五六十万，固属浮开，而不知何以居为叶廷眷经办之功，殊堪诧异。（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