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4章,被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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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象升道：“我这就给洪承畴写信，合我二人之力，将流贼困在关中。那个时候，十万人马囤居一处，无粮可食，看他们能支撑几天，再也不会有第二个车厢峡了。”
得到命令之后，祖宽行动得很快，他将自己的两千多关宁铁骑分成十队，每队由一位百长率领，分散出击，灵活机动，前去西安周围的各县骚扰秦军。这些关宁铁骑每个人两匹马，来去如风，到了农田之中，纵马践踏，还放火烧毁百姓房舍，农具等物。
李敢在一天之内，接连得到了七八处急报，都说有官军骑兵烧毁农田，驱赶百姓。他急忙派出骑兵前去迎战，同时报给秦王。
秦王知道，这是卢象升前来骚扰，不让百姓好好种田。更可以扰乱民心，逼得百姓迁居别处。他找来王翦张仪一商议，决定将离西安城较远的县内百姓，全部迁到西安城附近，在方圆五十里之内，广设田庄，集中耕种。这样就避免了四处受袭，无可救援的情况。
很多百姓初始不愿意，因为那些县城便是他们的家，但是官军的凶猛他们是知道的，不搬也得搬。于是许多百姓由秦军护送着，迁居到西安城附近。
集中居住与耕种也有好处，就是人多了，胆子就大，不怕官军前来骚扰。秦军又帮助这些百姓建起了围栏，将田地圈起来，以防官军骑兵冲击。
将农田护起来之后，秦王在城中逐步开始推行新政。因为只有西安一城，各种政策施实起来非常方便。告示一张，大家就都知道了。
首先施行的是保甲连坐法。
这道法十分厉害，商鞅在立定此法之时，就是要在百姓中实行军事化管理。五户一保，十户一甲，有报奸者赏，有藏奸者罚，一家报奸，十家有赏，一家藏奸，十家统罚。这样就有效地杜绝了外来奸细。
西安城四面受敌，立这样的法条，十分必要。
此外，因为西安经过战争，富户们逃走很多，秦王便下令将这些人的田宅分给百姓，此举极得民心。因此秦王的声望迅速扩大起来。其他县城的百姓听说了，纷纷携家带子，前来投奔，西安城内的百姓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
人一多，事情就多，秦王设立了民官，专门管理这些流民。给他们分配住处，统领粮食，还因才施用，其中有工匠，马夫，书生，商人，各自因为自己的长处，而得到了发挥。工匠有木工，漆工，铁匠，泥匠等，被派去盖房子，打铁，马夫去养马，书生开始教儿童们读书，商人被派去各地买卖东西，女人们也开始织布，种菜，总之，没有人能够吃闲饭。
这样做最大的好处，是使得西安城不再像一个救济所，而像一个很大的家庭。
秦王治国，自然有其独到之处。事实上，秦国自商君变法之后，一直少有昏君，就是因为商君之法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秦军始终走在一个正确的强国之路上，商君之法深入人心，不是一两个昏君就可以改变的。
大战之后，西安城得到了少有的喘息之机，已经过去一个月了，除了祖宽的关宁铁骑有时候来骚扰之外，没有打过仗。百姓们在城的四周开始耕种，城内也日渐繁华起来，商铺开门，买卖开张，各种物资运了进来，外地的商人们也开始来往。
而此时的官军，正在忙着对付高迎祥等人。
在明朝官员们看来，反贼久居一处，是好对付的，最头疼的就是高迎祥李自成这样的流贼，他们居无定所，来去无常，四处出击，八方攻掠。他们就像一把尖锥，明朝的疆土就像一只布口袋，锥子扎向哪里，哪里就破个洞，明军就像裁缝一样，四处补漏。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先不管那些破洞，集中全力，对付那把锥子。只要将锥子毁去，破洞随时可以修复。
卢象升就是这样的想法。在他看来，高迎祥攻下了多少县城，掠夺了多少钱粮，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高迎祥手下有多少人马，怎么消灭这些人马。
此时，他就向着这个目标坚实地迈进着。
高迎祥与罗汝才离了西安之后，向东走了五天，来到华县，与等在这里的张献忠李自成会了师。
双方一见面，就展开了一场争论，李自成与张献忠都不同意和秦军这么快决裂，因为此时农民军手里，既没有多少钱粮，更缺少兵器马匹，李自成与张献忠的意思是，先倚靠着秦军的西安城，多要些物资，等到羽毛丰硬了，再与秦军翻脸，可是高迎祥这么一弄，谁也不好说话了。
毕竟杀了手下人事小，去攻人家的城，明摆着就是敌人了。
争论了一番，李自成与张献忠也只得叹息一声，不再说什么，毕竟已经这样了，再争下去没有丝毫意义。眼下最迫切的，就是决定农民军下一步的计划。
其实这个计划他们已经商议过了，就是与秦军决裂之后，他们的去向问题，只是现在时间提前了。
按着以前商定的，农民军兵分三路，高迎祥一路，李自成一路，张罗二人一路，向着三个方向进发。其最终会师地点是河南灵宝一带。
高迎祥走的是潼关一线，他的人马最多，打起潼关来最有把握。李自成向南走，准备经商洛山，进入河南，而张罗联军则向东北方向进发。
三路人马浩浩荡荡，向河南而来。
分兵不久，李自成就接到探报，卢象升带着大队人马，向他直扑过来。另外洪承畴带着曹文诏左良玉史可法等将，也离开甘泉一带，向张罗联军攻击，李自成明白，官军要阻止他们离开陕西，进入河南。
李自成知道，这个时候与官军决战，讨不到便宜，于是他下令人马，进入商洛山区，凭借山地，与卢象升展开周旋，看准时机，再甩开官军，进入河南。
一时间，关中地区，潼关内外，空气骤然紧张起来，杀气再一次弥漫大地。
与农民军的境遇不同，秦军此时正处在一个非常舒服的环境里。官军主力尾随农民军去了，只有几千关宁铁骑来回骚扰，没有大的战斗，秦军得到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发展机会。
这种机会，看起来是明军的败笔，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卢象升与洪承畴都是帅才，他们都敏锐地看到，秦军固守西安与眉县等地，恰恰是败亡的迹象。只要消灭了农民军，秦军立刻就是网中之鱼，笼中之鸟。固守则死，流动则生，这一点在七百年前就已经证明过了。
当时黄巢的义军，在短短几年内，就通过流动作战，发展成百万大军，而当他固守长安之后，迅速崩溃，最终败亡。
因此卢象升与洪承畴都认为，没有潼关作为门户，西安只是死地。
所以他们才不顾一切，任秦军在西安城休养生息不管，一定要先制农民军于死地不可。
而这一段日子，可算是李岩最快乐的时光了。
他与红娘子在三县忙里忙外，管理县事，督促春耕，很得人心。大家也都听说，三县的主事，是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少年，而且文采过人，玉树临风，三县这种小地方，哪里来过这种人，于是只要李岩在县内开府审事，大家都跑来看。
李岩出身于官宦世家，父亲便是从县令，一步步做到尚书的。因此在他小时候，父亲就给他讲为官之道，后来看他聪明，又给他简单地讲过如何治理地方，审理案情。因此李岩对这些东西轻车熟路。审起案子来也煞有介事。
三座县城不算很大，但是事情可不少。什么土地纠纷，房屋违建，邻里不和，家庭不睦，遗产继承，奸商不法……刚刚安定下来的县城，立刻就出现了许多事情，这大概就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劣根性吧。
面对这些大事小事，李岩不慌不忙，报来一桩，处置一桩，必能使在案人员满心佩服。
如此一来，他的名声就大了，三县中的百姓都知道，这里来了一位小青天，执法公断，为民做主。而有的人就算想做些坏事，也不敢做了。三县之内，出现了少有的清平景象。
这天李岩正在县衙中处理一些文书，突然听到有人击鼓。
鸣冤鼓就立在县衙大门口，只要有冤屈的人，都可以来此打鼓告状。李岩听了，急忙升堂。
李岩这个县官做得也非常寒酸，没有师爷县丞等助手，从审卷到判罚，就是自己一个人，只是有一班县役们，是白起派来的人，帮助他提审案情，捉拿人犯。
不多时，李岩就升了堂，他端端正正在条案后的太师椅上一坐，突然感觉不对劲，面前的公案上本来应该有不少东西，什么惊堂木，笔架，毛笔，大令，手巾等物，要是正规的官员，应该还有大印。
李岩没有大印，一时来不及刻制，二来也没这个必要。
此时条案上诸般物品都在，唯独缺了那七枝大令。
这七枝大令，装在令盒中的，而此时令盒已经空了。
卢象升道：“我这就给洪承畴写信，合我二人之力，将流贼困在关中。那个时候，十万人马囤居一处，无粮可食，看他们能支撑几天，再也不会有第二个车厢峡了。”
得到命令之后，祖宽行动得很快，他将自己的两千多关宁铁骑分成十队，每队由一位百长率领，分散出击，灵活机动，前去西安周围的各县骚扰秦军。这些关宁铁骑每个人两匹马，来去如风，到了农田之中，纵马践踏，还放火烧毁百姓房舍，农具等物。
李敢在一天之内，接连得到了七八处急报，都说有官军骑兵烧毁农田，驱赶百姓。他急忙派出骑兵前去迎战，同时报给秦王。
秦王知道，这是卢象升前来骚扰，不让百姓好好种田。更可以扰乱民心，逼得百姓迁居别处。他找来王翦张仪一商议，决定将离西安城较远的县内百姓，全部迁到西安城附近，在方圆五十里之内，广设田庄，集中耕种。这样就避免了四处受袭，无可救援的情况。
很多百姓初始不愿意，因为那些县城便是他们的家，但是官军的凶猛他们是知道的，不搬也得搬。于是许多百姓由秦军护送着，迁居到西安城附近。
集中居住与耕种也有好处，就是人多了，胆子就大，不怕官军前来骚扰。秦军又帮助这些百姓建起了围栏，将田地圈起来，以防官军骑兵冲击。
将农田护起来之后，秦王在城中逐步开始推行新政。因为只有西安一城，各种政策施实起来非常方便。告示一张，大家就都知道了。
首先施行的是保甲连坐法。
这道法十分厉害，商鞅在立定此法之时，就是要在百姓中实行军事化管理。五户一保，十户一甲，有报奸者赏，有藏奸者罚，一家报奸，十家有赏，一家藏奸，十家统罚。这样就有效地杜绝了外来奸细。
西安城四面受敌，立这样的法条，十分必要。
此外，因为西安经过战争，富户们逃走很多，秦王便下令将这些人的田宅分给百姓，此举极得民心。因此秦王的声望迅速扩大起来。其他县城的百姓听说了，纷纷携家带子，前来投奔，西安城内的百姓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
人一多，事情就多，秦王设立了民官，专门管理这些流民。给他们分配住处，统领粮食，还因才施用，其中有工匠，马夫，书生，商人，各自因为自己的长处，而得到了发挥。工匠有木工，漆工，铁匠，泥匠等，被派去盖房子，打铁，马夫去养马，书生开始教儿童们读书，商人被派去各地买卖东西，女人们也开始织布，种菜，总之，没有人能够吃闲饭。
这样做最大的好处，是使得西安城不再像一个救济所，而像一个很大的家庭。
秦王治国，自然有其独到之处。事实上，秦国自商君变法之后，一直少有昏君，就是因为商君之法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秦军始终走在一个正确的强国之路上，商君之法深入人心，不是一两个昏君就可以改变的。
大战之后，西安城得到了少有的喘息之机，已经过去一个月了，除了祖宽的关宁铁骑有时候来骚扰之外，没有打过仗。百姓们在城的四周开始耕种，城内也日渐繁华起来，商铺开门，买卖开张，各种物资运了进来，外地的商人们也开始来往。
而此时的官军，正在忙着对付高迎祥等人。
在明朝官员们看来，反贼久居一处，是好对付的，最头疼的就是高迎祥李自成这样的流贼，他们居无定所，来去无常，四处出击，八方攻掠。他们就像一把尖锥，明朝的疆土就像一只布口袋，锥子扎向哪里，哪里就破个洞，明军就像裁缝一样，四处补漏。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先不管那些破洞，集中全力，对付那把锥子。只要将锥子毁去，破洞随时可以修复。
卢象升就是这样的想法。在他看来，高迎祥攻下了多少县城，掠夺了多少钱粮，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高迎祥手下有多少人马，怎么消灭这些人马。
此时，他就向着这个目标坚实地迈进着。
高迎祥与罗汝才离了西安之后，向东走了五天，来到华县，与等在这里的张献忠李自成会了师。
双方一见面，就展开了一场争论，李自成与张献忠都不同意和秦军这么快决裂，因为此时农民军手里，既没有多少钱粮，更缺少兵器马匹，李自成与张献忠的意思是，先倚靠着秦军的西安城，多要些物资，等到羽毛丰硬了，再与秦军翻脸，可是高迎祥这么一弄，谁也不好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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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了一番，李自成与张献忠也只得叹息一声，不再说什么，毕竟已经这样了，再争下去没有丝毫意义。眼下最迫切的，就是决定农民军下一步的计划。
其实这个计划他们已经商议过了，就是与秦军决裂之后，他们的去向问题，只是现在时间提前了。
按着以前商定的，农民军兵分三路，高迎祥一路，李自成一路，张罗二人一路，向着三个方向进发。其最终会师地点是河南灵宝一带。
高迎祥走的是潼关一线，他的人马最多，打起潼关来最有把握。李自成向南走，准备经商洛山，进入河南，而张罗联军则向东北方向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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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知道，这个时候与官军决战，讨不到便宜，于是他下令人马，进入商洛山区，凭借山地，与卢象升展开周旋，看准时机，再甩开官军，进入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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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象升与洪承畴都是帅才，他们都敏锐地看到，秦军固守西安与眉县等地，恰恰是败亡的迹象。只要消灭了农民军，秦军立刻就是网中之鱼，笼中之鸟。固守则死，流动则生，这一点在七百年前就已经证明过了。
当时黄巢的义军，在短短几年内，就通过流动作战，发展成百万大军，而当他固守长安之后，迅速崩溃，最终败亡。
因此卢象升与洪承畴都认为，没有潼关作为门户，西安只是死地。
所以他们才不顾一切，任秦军在西安城休养生息不管，一定要先制农民军于死地不可。
而这一段日子，可算是李岩最快乐的时光了。
他与红娘子在三县忙里忙外，管理县事，督促春耕，很得人心。大家也都听说，三县的主事，是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少年，而且文采过人，玉树临风，三县这种小地方，哪里来过这种人，于是只要李岩在县内开府审事，大家都跑来看。
李岩出身于官宦世家，父亲便是从县令，一步步做到尚书的。因此在他小时候，父亲就给他讲为官之道，后来看他聪明，又给他简单地讲过如何治理地方，审理案情。因此李岩对这些东西轻车熟路。审起案子来也煞有介事。
三座县城不算很大，但是事情可不少。什么土地纠纷，房屋违建，邻里不和，家庭不睦，遗产继承，奸商不法……刚刚安定下来的县城，立刻就出现了许多事情，这大概就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劣根性吧。
面对这些大事小事，李岩不慌不忙，报来一桩，处置一桩，必能使在案人员满心佩服。
如此一来，他的名声就大了，三县中的百姓都知道，这里来了一位小青天，执法公断，为民做主。而有的人就算想做些坏事，也不敢做了。三县之内，出现了少有的清平景象。
这天李岩正在县衙中处理一些文书，突然听到有人击鼓。
鸣冤鼓就立在县衙大门口，只要有冤屈的人，都可以来此打鼓告状。李岩听了，急忙升堂。
李岩这个县官做得也非常寒酸，没有师爷县丞等助手，从审卷到判罚，就是自己一个人，只是有一班县役们，是白起派来的人，帮助他提审案情，捉拿人犯。
不多时，李岩就升了堂，他端端正正在条案后的太师椅上一坐，突然感觉不对劲，面前的公案上本来应该有不少东西，什么惊堂木，笔架，毛笔，大令，手巾等物，要是正规的官员，应该还有大印。
李岩没有大印，一时来不及刻制，二来也没这个必要。
此时条案上诸般物品都在，唯独缺了那七枝大令。
这七枝大令，装在令盒中的，而此时令盒已经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