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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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公司里就只有钟老这么一个朋友。钟老死去以后，他失去了自己跟公司中间的联系。现在可以说公司跟他完全没有关系了。下班时他仔细地把自己的办公桌收拾清楚。下楼出门时，他还在钟老的座位前站了一会儿。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后来走出大门，他又用古怪的眼光看了看门口，他觉得自己快要跟这个地方永别了。
事实上他第二天还来，第三天还来，第四天还来，一直到第六天他还来。
那天下午有几个同事约好到钟老的墓地去。他也参加。他们搭长途汽车去，也搭长途汽车回来。他们被人象装沙丁鱼似的塞在车子里面。他几乎连站的地方也找不到，他不得不把左脚悬在空中。一路上车子颠簸得厉害，车里闷热，空气坏，他心里很不好过，差一点要在车上呕吐了。
钟老就葬在时疫医院附近斜坡上的一块小地方，坟上土已经干了，还没有长草，只放了一个纸花圈，是用红、白、绿三色土花纸扎成的。上款写“又安先生千古”，下款写“一中书局挽”。另外还有一个花圈绑在一个木架子上，高高地立在墓前，上款仍是“又安先生千古”，下款却是“弟方永成敬挽”，这是主任送的，也是纸扎的花圈。来不及立碑，就让这两个没有香味的花圈一立一躺地陪伴着和善的老人。
“公司就这样办丧事，也太简陋了，一共花不了几个钱，”一个同事说。
“这已经不容易了。要是周主任在这儿，恐怕连这样也办不到，”另一个同事说。
“其实想得开一点，人死了，再怎样，也没有意思。还不如生前待得好一点，”第三个同事插嘴说。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公司对我们活着的人也不过如是，何况死人！”第二个说话的人接口说。
没有人跟汪文宣讲话。他们好象都在避开他。他一个人站在一个角里，胆怯地望着他那个朋友的坟头，好象他真害怕他们随时都会把他赶走似的。
泪水使他的眼睛模糊了。他肺痛，喉痛，现在眼睛又痛。他揉眼睛，用力擦眼睛。怎么花圈上写着他的名字：文宣！他定了定神。他看错了，那里明明是“又安”两个字。不，不是他看错。他想到了另一个同样的纸花圈，白纸条的上款的确写着他的名字。他也会躺在这同样的土堆下面。陪伴他的也只有这同样的荒凉的环境。
同事们都走了，他们回到城里去了。他们临走时并不唤他一声。他一个人立在墓前不时左右观望，他好象不是在拜望一位朋友，他现在是来看他的简陋的新居。
天空里黑云愈积愈厚，四周的景色逐渐阴暗，后来连他也觉察出来了。他不能再留下，便匆匆地赶到长途汽车站去。他并没有跑，但是到了车站，他已经满头大汗，气喘得没有办法。他只等了半点多钟就被人挤上了车子。在车上站了一点又二三十分钟，才到了他住处的附近。本来汽车只走四十多分钟，这次因为半途遇雨，雨太大，车子在中途停了若干时候。
他回到家就力竭地睡倒下来。从这时起他便没有再去公司了。
他整天躺在床上，发着低热，淌着汗，不停地哮喘。他讲话的时候喉咙呼卢呼卢地响。他的胸部、喉咙都痛得厉害。但是他并不常常发出**。他默默地忍受一切。他不让小宣回家。在母亲面前他的话更少了，看见母亲对他流泪时，他常常苦笑。
他完全断了念。可是母亲却不肯放弃这个绝望的战斗。母亲请了西医来给他诊病，西医摇摇头，表示他的病已经不是药物所能治疗的了。她只得又向张伯情求助，张伯情曾经带给她一线希望，可是现在连张伯情也觉得没有治愈的把握了。
他的嗓音终于完全失去，现在他说话连自己也听不见了。他第一次发现这种情形时，他伤心地哭了一场。这所谓哭也不过是眼泪畅流，哭出来他倒觉得心里较为畅快。母亲看见他在哭，过来问他为了什么。他答不出声，只有张开嘴用手指指着喉咙。她明白了他的痛苦。她沉默半天，才怜爱地说：
“宣，你不要难过。你是个好人……天应该有眼睛……”她的喉咙暂时也哑了。
“妈，我不难过。你怎么相信起天来了！”他想说却说不出来，他只有竭力止了悲，摇摇头，装出了笑容。
“你不要怕，你不会死的，”她说。
“我并不怕，人人都要死；不过留下你一个人受苦，我心里很难过。小宣年纪又太小，”他用力说，但是母亲只听见一点咻声，她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可是那种挣扎的情形使她又害怕又痛苦。她望着他，一面打断了他的话：
“你不要讲话了，你好好休息罢。”她脸上的肌肉在搐动，眼里装满了泪水。
他长长地叹一声，睁大泪眼，用求助的目光看着母亲。
屋子里异常闷热，板壁好象随时会燃烧起来似的。他把盖在身上的一幅平价布床单也揭开了，从破旧汗衣的洞孔中他看见了自己那个只有皮和骨头的黄色胸膛。
这以后母亲为他买了一个铃子。唤人时他用铃子代替他说话；请人做事时他求助于纸笔。这里所谓人，其实就是母亲一个，此外就难得有人到他的屋子里来，除了医生和邮差。但是邮差也不常来，因为小宣难得写信，树生的信也来得少了。树生仍旧按月寄款来。款子已经动用了。过去一直在银行里存“比期”的款子也由母亲陆续取了出来。还是母亲开口向他要了存单以后去取的。现在为了儿子的生命，她什么事都肯做了，只除了先给树生去信。给树生的信都是他自己写的，他不要母亲代笔。他在每封信上都写着：“我还好，我的健康逐渐在恢复，你不要为我担心，”一类的话。给小宣的信，有时他写，有时母亲写，他只叫孩子不要回家（暑假中那个孩子住在同学的家里），好好念书，温习功课。母亲的信里话多一些，但是她也不忍讲出真实的情形，并且她还暗暗地抱着一线希望。
然而跟她的希望相反，真实的情形却逐渐坏下去。他自己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他的内部一天一天地在腐烂，他的肺和他的咽喉的痛苦一天一天地增加。母亲也看得出他在用缓慢的脚步走向死亡。
但是母亲的心还是不能轻易放弃。她继续给他吃药，给他喝鲜牛奶和鸡汁，她帮他穿衣，伺候他大小便，她为他做着一切连老妈子也不愿意做的事。可是有一天他终于吃力地在纸上写下了这样的话：
“妈，你给我吃点毒药，让我快死。我不能看见你这样受苦。我太痛苦。”
母亲读这张字条的时候，他眼泪汪汪地望着她。
“我不能，我就只有你一个儿子，”她哭着说。
他又写：“我迟早还是要死。”
“你死，我跟你一齐死，我也不要活了！”母亲大声哭着说，她制止不了自己的悲痛。
他放下笔，头疲倦地倒在枕上。
炎热增加他的痛苦。喧哗更象在火上添油。霍乱为这个城市带走了不少的人，这条街上常常有凄惨的哭声。他躺着，成天地躺在床上，仰着，侧着，伏着。他的心静不下来，他从没有能够痛快地睡一刻钟。
他不能够自己穿衣服，也不能够自由地坐起来。每次他给树生写信，总是怀着拚死的决心，忍受极大的痛苦，才能够写下四五行字。“我还好，我的身体可以支持下去，”他永远这样说。
“你何苦啊，我替你写罢，”母亲用了类似哀告的声音说，也没有用，在这件事上他不肯听从母亲的话。要是他不能亲笔写信，那么她知道他一定是病重了。
“为什么不让她知道呢？”
有一天母亲忍不住吐出了这句话。
他迟疑了半天才写出五个字的答语来：
“我愿她幸福。”
母亲想：“她已经是别人的人了，为什么不让她难过一下，让她受点良心的责备呢？”“你这傻子，”她温和地责备他。可是她再看一眼纸上歪歪斜斜的字迹，她的心软下来了。她又想，他活在世界上究竟有过什么幸福？他苦了一生，为什么连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她也不肯帮忙实现？他到底是她的亲骨血啊。她默默地望着他那张没有光泽的瘦脸，她的心好象被什么东西绞着似地发痛。她想哭，她想叫。她愿意地板上开一个洞让她跌进地狱里去；她愿意天上丢下一颗**把她这个小小的世界整个毁灭。
这天下午隔壁人家的一个年轻人害霍乱死了。两个女人哭得很伤心。哭声进了他的房间。他倾听了一阵，忽然写给他母亲：
“妈，我死了，你不要哭啊。”
“你为什么说这种话？”母亲痛苦地问。
“想到你哭，我就死不下去，我心里更苦，”他回答。
“你不会死！你不会死！”母亲流着泪大声说。
最热的气候过去了。屋子里的空气比较好受一点。可是他的病还是照常进行，痛苦也不断地增加。他用了更大的忍耐来对付这个病。有时候忍不住了，他也**，可是连他的痛苦的**也是无声的。
一个晚上母亲拿鸡汤给他喝。她用汤匙喂他。他吞了两口，忽然推开她的手，又微微地摇着头。
“你再吃几口罢，你一天只吃那么少的东西不行啊，”母亲劝道。
他用颤抖的手拿起笔，费力地写了两个字：“喉痛”。
母亲打了一个冷噤。她那只拿着汤匙的手也在打颤。她忍着心痛再劝道：“你忍住痛再吃两口罢，不吃东西怎么行！”她又把汤匙送到他的嘴边。他颤动地张开了口，努力吞下鸡汤，一次两次他的眼珠往上翻，手抓紧了薄被。
“宣，”母亲低声呼唤；他含泪地看她，缓缓地吐了一口气。
母亲咬紧牙关，再把汤匙放进他的嘴里去。他照样痛苦地把汤吞下去了，以后又吞了两次。再一次他就把一汤匙的鸡汤全喷了出来。他无声地呛咳了一阵。母亲连忙放下碗擦揉他的胸膛。
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他想睡。可是痛苦使他清醒。他不能**，不能叫唤。他默默地跟痛苦战斗。母亲的手使他感到安慰，他努力把思想集中在母亲的身上，他希望暂时忘记他那个痛苦。
忽然街上响起了鞭炮声。虽然在这个山城里几年来很少听到这样的声音，但是他们并没有心肠注意它。出乎他们的意外，鞭炮声接连地响着，远远近近都在放鞭炮，好象发生了什么大的喜庆事，人声嘈杂，许多人在跑，有人大声唱歌，有人笑着讲话。
“什么事？”他想道，母亲却说了出来。
“日本投降罗！日本投降罗！”孩子的声音在街上叫着，年轻人的声音响应着。
他吃了一惊。母亲忘了一切地大声问他：“宣，你听见没有？说是日本投降罗！”
他摇摇头，他还不相信。可是外面鞭炮声响得更密了。
人们象潮涌似地走过窗下的街心。
“大概是真的，不然不会这样！”母亲兴奋地说。
他还是在摇头。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
“合众社电报：日本**向中美英苏四国无条件投降！”有人在街上大声报告。
“你听，这还不是真的吗？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我们不再吃苦了！”她歇斯特里地高声叫道。她一边笑，一边流眼泪，她好象忘记自己是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床前一根板凳上放着一支蜡烛，烛光抖得厉害，烛芯偏垂在一边，烛油从一个小缺口流下来。
他睁大眼睛呆呆地望着母亲，仿佛不懂母亲的意思。突然他迸出了眼泪。他想笑，又想哭。但是很快地他又冷静下来。他吐了一口长气。他想：你完了，我也完了。
“号外！号外！日本人投降！”报贩大声叫着跑过窗下。
母亲拉着他的手，温和地带笑问他：“宣，你高兴吗？胜利罗！胜利罗！”
他用颤抖的手捏着笔，吃力地在纸上写着：
“我可以瞑目死去。”
母亲看见这些歪斜的字，她忘记了一切，又哭又笑地叫起来：“宣，你不会死！你不会死！胜利了，就不应该再有人死了！”
她的泪水畅快地流下来，她紧紧捏住儿子的手，不知道心里是喜是悲。
他在公司里就只有钟老这么一个朋友。钟老死去以后，他失去了自己跟公司中间的联系。现在可以说公司跟他完全没有关系了。下班时他仔细地把自己的办公桌收拾清楚。下楼出门时，他还在钟老的座位前站了一会儿。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后来走出大门，他又用古怪的眼光看了看门口，他觉得自己快要跟这个地方永别了。
事实上他第二天还来，第三天还来，第四天还来，一直到第六天他还来。
那天下午有几个同事约好到钟老的墓地去。他也参加。他们搭长途汽车去，也搭长途汽车回来。他们被人象装沙丁鱼似的塞在车子里面。他几乎连站的地方也找不到，他不得不把左脚悬在空中。一路上车子颠簸得厉害，车里闷热，空气坏，他心里很不好过，差一点要在车上呕吐了。
钟老就葬在时疫医院附近斜坡上的一块小地方，坟上土已经干了，还没有长草，只放了一个纸花圈，是用红、白、绿三色土花纸扎成的。上款写“又安先生千古”，下款写“一中书局挽”。另外还有一个花圈绑在一个木架子上，高高地立在墓前，上款仍是“又安先生千古”，下款却是“弟方永成敬挽”，这是主任送的，也是纸扎的花圈。来不及立碑，就让这两个没有香味的花圈一立一躺地陪伴着和善的老人。
“公司就这样办丧事，也太简陋了，一共花不了几个钱，”一个同事说。
“这已经不容易了。要是周主任在这儿，恐怕连这样也办不到，”另一个同事说。
“其实想得开一点，人死了，再怎样，也没有意思。还不如生前待得好一点，”第三个同事插嘴说。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公司对我们活着的人也不过如是，何况死人！”第二个说话的人接口说。
没有人跟汪文宣讲话。他们好象都在避开他。他一个人站在一个角里，胆怯地望着他那个朋友的坟头，好象他真害怕他们随时都会把他赶走似的。
泪水使他的眼睛模糊了。他肺痛，喉痛，现在眼睛又痛。他揉眼睛，用力擦眼睛。怎么花圈上写着他的名字：文宣！他定了定神。他看错了，那里明明是“又安”两个字。不，不是他看错。他想到了另一个同样的纸花圈，白纸条的上款的确写着他的名字。他也会躺在这同样的土堆下面。陪伴他的也只有这同样的荒凉的环境。
同事们都走了，他们回到城里去了。他们临走时并不唤他一声。他一个人立在墓前不时左右观望，他好象不是在拜望一位朋友，他现在是来看他的简陋的新居。
天空里黑云愈积愈厚，四周的景色逐渐阴暗，后来连他也觉察出来了。他不能再留下，便匆匆地赶到长途汽车站去。他并没有跑，但是到了车站，他已经满头大汗，气喘得没有办法。他只等了半点多钟就被人挤上了车子。在车上站了一点又二三十分钟，才到了他住处的附近。本来汽车只走四十多分钟，这次因为半途遇雨，雨太大，车子在中途停了若干时候。
他回到家就力竭地睡倒下来。从这时起他便没有再去公司了。
他整天躺在床上，发着低热，淌着汗，不停地哮喘。他讲话的时候喉咙呼卢呼卢地响。他的胸部、喉咙都痛得厉害。但是他并不常常发出**。他默默地忍受一切。他不让小宣回家。在母亲面前他的话更少了，看见母亲对他流泪时，他常常苦笑。
他完全断了念。可是母亲却不肯放弃这个绝望的战斗。母亲请了西医来给他诊病，西医摇摇头，表示他的病已经不是药物所能治疗的了。她只得又向张伯情求助，张伯情曾经带给她一线希望，可是现在连张伯情也觉得没有治愈的把握了。
他的嗓音终于完全失去，现在他说话连自己也听不见了。他第一次发现这种情形时，他伤心地哭了一场。这所谓哭也不过是眼泪畅流，哭出来他倒觉得心里较为畅快。母亲看见他在哭，过来问他为了什么。他答不出声，只有张开嘴用手指指着喉咙。她明白了他的痛苦。她沉默半天，才怜爱地说：
“宣，你不要难过。你是个好人……天应该有眼睛……”她的喉咙暂时也哑了。
“妈，我不难过。你怎么相信起天来了！”他想说却说不出来，他只有竭力止了悲，摇摇头，装出了笑容。
“你不要怕，你不会死的，”她说。
“我并不怕，人人都要死；不过留下你一个人受苦，我心里很难过。小宣年纪又太小，”他用力说，但是母亲只听见一点咻声，她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可是那种挣扎的情形使她又害怕又痛苦。她望着他，一面打断了他的话：
“你不要讲话了，你好好休息罢。”她脸上的肌肉在搐动，眼里装满了泪水。
他长长地叹一声，睁大泪眼，用求助的目光看着母亲。
屋子里异常闷热，板壁好象随时会燃烧起来似的。他把盖在身上的一幅平价布床单也揭开了，从破旧汗衣的洞孔中他看见了自己那个只有皮和骨头的黄色胸膛。
这以后母亲为他买了一个铃子。唤人时他用铃子代替他说话；请人做事时他求助于纸笔。这里所谓人，其实就是母亲一个，此外就难得有人到他的屋子里来，除了医生和邮差。但是邮差也不常来，因为小宣难得写信，树生的信也来得少了。树生仍旧按月寄款来。款子已经动用了。过去一直在银行里存“比期”的款子也由母亲陆续取了出来。还是母亲开口向他要了存单以后去取的。现在为了儿子的生命，她什么事都肯做了，只除了先给树生去信。给树生的信都是他自己写的，他不要母亲代笔。他在每封信上都写着：“我还好，我的健康逐渐在恢复，你不要为我担心，”一类的话。给小宣的信，有时他写，有时母亲写，他只叫孩子不要回家（暑假中那个孩子住在同学的家里），好好念书，温习功课。母亲的信里话多一些，但是她也不忍讲出真实的情形，并且她还暗暗地抱着一线希望。
然而跟她的希望相反，真实的情形却逐渐坏下去。他自己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他的内部一天一天地在腐烂，他的肺和他的咽喉的痛苦一天一天地增加。母亲也看得出他在用缓慢的脚步走向死亡。
但是母亲的心还是不能轻易放弃。她继续给他吃药，给他喝鲜牛奶和鸡汁，她帮他穿衣，伺候他大小便，她为他做着一切连老妈子也不愿意做的事。可是有一天他终于吃力地在纸上写下了这样的话：
“妈，你给我吃点毒药，让我快死。我不能看见你这样受苦。我太痛苦。”
母亲读这张字条的时候，他眼泪汪汪地望着她。
“我不能，我就只有你一个儿子，”她哭着说。
他又写：“我迟早还是要死。”
“你死，我跟你一齐死，我也不要活了！”母亲大声哭着说，她制止不了自己的悲痛。
他放下笔，头疲倦地倒在枕上。
炎热增加他的痛苦。喧哗更象在火上添油。霍乱为这个城市带走了不少的人，这条街上常常有凄惨的哭声。他躺着，成天地躺在床上，仰着，侧着，伏着。他的心静不下来，他从没有能够痛快地睡一刻钟。
他不能够自己穿衣服，也不能够自由地坐起来。每次他给树生写信，总是怀着拚死的决心，忍受极大的痛苦，才能够写下四五行字。“我还好，我的身体可以支持下去，”他永远这样说。
“你何苦啊，我替你写罢，”母亲用了类似哀告的声音说，也没有用，在这件事上他不肯听从母亲的话。要是他不能亲笔写信，那么她知道他一定是病重了。
“为什么不让她知道呢？”
有一天母亲忍不住吐出了这句话。
他迟疑了半天才写出五个字的答语来：
“我愿她幸福。”
母亲想：“她已经是别人的人了，为什么不让她难过一下，让她受点良心的责备呢？”“你这傻子，”她温和地责备他。可是她再看一眼纸上歪歪斜斜的字迹，她的心软下来了。她又想，他活在世界上究竟有过什么幸福？他苦了一生，为什么连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她也不肯帮忙实现？他到底是她的亲骨血啊。她默默地望着他那张没有光泽的瘦脸，她的心好象被什么东西绞着似地发痛。她想哭，她想叫。她愿意地板上开一个洞让她跌进地狱里去；她愿意天上丢下一颗**把她这个小小的世界整个毁灭。
这天下午隔壁人家的一个年轻人害霍乱死了。两个女人哭得很伤心。哭声进了他的房间。他倾听了一阵，忽然写给他母亲：
“妈，我死了，你不要哭啊。”
“你为什么说这种话？”母亲痛苦地问。
“想到你哭，我就死不下去，我心里更苦，”他回答。
“你不会死！你不会死！”母亲流着泪大声说。
最热的气候过去了。屋子里的空气比较好受一点。可是他的病还是照常进行，痛苦也不断地增加。他用了更大的忍耐来对付这个病。有时候忍不住了，他也**，可是连他的痛苦的**也是无声的。
一个晚上母亲拿鸡汤给他喝。她用汤匙喂他。他吞了两口，忽然推开她的手，又微微地摇着头。
“你再吃几口罢，你一天只吃那么少的东西不行啊，”母亲劝道。
他用颤抖的手拿起笔，费力地写了两个字：“喉痛”。
母亲打了一个冷噤。她那只拿着汤匙的手也在打颤。她忍着心痛再劝道：“你忍住痛再吃两口罢，不吃东西怎么行！”她又把汤匙送到他的嘴边。他颤动地张开了口，努力吞下鸡汤，一次两次他的眼珠往上翻，手抓紧了薄被。
“宣，”母亲低声呼唤；他含泪地看她，缓缓地吐了一口气。
母亲咬紧牙关，再把汤匙放进他的嘴里去。他照样痛苦地把汤吞下去了，以后又吞了两次。再一次他就把一汤匙的鸡汤全喷了出来。他无声地呛咳了一阵。母亲连忙放下碗擦揉他的胸膛。
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他想睡。可是痛苦使他清醒。他不能**，不能叫唤。他默默地跟痛苦战斗。母亲的手使他感到安慰，他努力把思想集中在母亲的身上，他希望暂时忘记他那个痛苦。
忽然街上响起了鞭炮声。虽然在这个山城里几年来很少听到这样的声音，但是他们并没有心肠注意它。出乎他们的意外，鞭炮声接连地响着，远远近近都在放鞭炮，好象发生了什么大的喜庆事，人声嘈杂，许多人在跑，有人大声唱歌，有人笑着讲话。
“什么事？”他想道，母亲却说了出来。
“日本投降罗！日本投降罗！”孩子的声音在街上叫着，年轻人的声音响应着。
他吃了一惊。母亲忘了一切地大声问他：“宣，你听见没有？说是日本投降罗！”
他摇摇头，他还不相信。可是外面鞭炮声响得更密了。
人们象潮涌似地走过窗下的街心。
“大概是真的，不然不会这样！”母亲兴奋地说。
他还是在摇头。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
“合众社电报：日本**向中美英苏四国无条件投降！”有人在街上大声报告。
“你听，这还不是真的吗？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我们不再吃苦了！”她歇斯特里地高声叫道。她一边笑，一边流眼泪，她好象忘记自己是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床前一根板凳上放着一支蜡烛，烛光抖得厉害，烛芯偏垂在一边，烛油从一个小缺口流下来。
他睁大眼睛呆呆地望着母亲，仿佛不懂母亲的意思。突然他迸出了眼泪。他想笑，又想哭。但是很快地他又冷静下来。他吐了一口长气。他想：你完了，我也完了。
“号外！号外！日本人投降！”报贩大声叫着跑过窗下。
母亲拉着他的手，温和地带笑问他：“宣，你高兴吗？胜利罗！胜利罗！”
他用颤抖的手捏着笔，吃力地在纸上写着：
“我可以瞑目死去。”
母亲看见这些歪斜的字，她忘记了一切，又哭又笑地叫起来：“宣，你不会死！你不会死！胜利了，就不应该再有人死了！”
她的泪水畅快地流下来，她紧紧捏住儿子的手，不知道心里是喜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