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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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的冬天象梦魇似地终于过去了。春天给人们带来了希望。浓雾被春风吹散了。人们带笑地谈论战争的消息。
但是汪文宣的生活里并没有什么变化。他的身体仍旧是时好时坏。好时偶尔去外面走走，坏时整天躺在床上。母亲照常煮饭，打扫屋子，他生病时还给他煎药。小宣两个星期进城一次，住一个晚上，谈一两段学校的故事，话不多，这个孩子更难得有笑容。小宣回来时，屋子里听不见笑声，可是这个孩子一走，屋子更显得荒凉了。妻照常来信，寄款，款子一月一汇，信一星期一封，她从没有写过三张信笺，虽然字里行间也有无限深情。她始终很忙。但是他永远有耐心，他每星期寄一封长信去，常常编造一些谎话，他不愿意让她知道他的实际生活情况。写信成了他唯一的消遣，也可以说是他唯一的工作。
春天里日子变得更长，度日更成为一件苦事。他觉得自己快要丧失说话的能力了。他某一次受凉失去嗓音以后，就一直用沙哑的声音讲话。母亲更现老态，她的话也愈来愈少。常常母子两个人在房中对坐，没有一点声音。有时他一天说不上三十句整句的话。
时光象一个带病的老车夫拖着他们慢慢地往前走，是那样地慢，他有时甚至觉得车子已经停住了。
但是他仍然活着，仍然有感情，仍然有思想。他的左胸时常痛。他夜间常常出冷汗，他常常干咳。偶尔他也暗暗地吐一两口血——那只是痰里带血。痛苦继续着，并且不断地增加，欢乐的笑声却已成了远去了的渺茫的梦。
他没有**，也没有抱怨。他默默地送走一天灰色的日子，又默默地迎接一天更灰色的日子。他的话更少，因为他害怕听见自己的沙哑声音。有时气闷得没有办法，他只好长叹，但是他不愿意让母亲听到他的叹声，他总是背着人叹息。
日子愈来愈长，也愈难捱。一个念头折磨着他：他的精神力量快要竭尽，他不能再拖下去了。
但是没有人允许他不拖下去。妻还是叮嘱他安心治病、等待她回来。钟老答应设法替他找适当的工作。母亲不断地买药给他吃，她拿回来的有中国的单方，也有西洋的名药。他不知道那些药对他的身体有无益处，他只是顺从地、断断续续地吃着。他这样做，大半是为了敷衍母亲。有一次母亲还拉他到宽仁医院去看病。他想起了妻寄来的介绍信，可是到处都找不着，原来母亲早已把它撕毁了。他又不愿意多花钱挂特别号，只挂普通号，足足等候了三个钟点。母亲已经让步到拉他去医院了，他也只好忍耐地等待他的轮值，不管候诊室里怎样拥挤，天井内怎样冷（那还是春天到来以前的事）。一个留八字胡的医生对他摆出一张冰冻了的面孔，医生吩咐他解开衣服，用听诊器听了听，又各处敲敲，然后皱着眉，摇摇头，又叫他穿好衣服，开一个方，要他去药剂室购了一瓶药水。医生似乎不愿意多讲话，只吩咐他下星期去“透视”。医生说照X光最好，不过“透视”费低。他出来在问询处问明了透视费的价目，他吐了吐舌头，默默地走出了医院。后来他又去过一次医院，那个医生仍旧吩咐他下星期去透视。他计算一下这一个月已经用去了若干钱，又猜想透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他不敢再到医院去了。
“要来的终于要来，让它去罢，”他对自己说。他颇想“听命于天”了。事实上除了这里他的心也没有一个安放处。
有一天午饭后他出街散步。天气很好，不过街上仍然多尘土，车辆拥挤不堪，而且秩序坏，在一个路角堆了大堆的垃圾，从那里发散出来一股一股的霉臭。他掩着鼻走过了一条街。无意间侧头一看，他正立在国际咖啡厅的玻璃橱窗前。橱窗里陈列着几个生日大蛋糕和好几种美国糖果。一切都和几个月前一样。不同的是他再听不见那一个人的笑声，再看不见那一个婷婷的身影。
他进去了。厅子里客人相当多，刚巧他从前坐过的那张小圆桌空着，他便挤到里面去坐下来。两个茶房忙碌地端着盘子各处奔走。客人们正在竞赛叫唤茶房的声音的高低。他胆怯地坐在角落里，默默地等待着。
一个穿白制服的茶房终于走过来了。“两杯咖啡，”他低声说。
“嗯？”茶房不客气地问。
“两杯咖啡，”他提高声音再说。
茶房不回答，猝然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茶房端了两个杯子走回来，一杯咖啡，放在他面前，另一杯放在他对面。“要牛奶吗？”茶房拿起牛奶罐头问道。他摇摇头说：“我不要。”又指着对面那个杯子说：“这杯要。”茶房把牛奶注入杯中，便拿着罐头走开了。他拿起茶匙舀了糖，先放进对面的杯里，又用茶匙在杯里搅了一下，然后才在自己的杯中放糖。
“你喝罢，”他端起杯子对着空座位低声说。在想象中树生就坐在他的对面，她是喜欢喝牛奶咖啡的。他仿佛看见她对他微笑。他高兴地喝了一大口。他微笑了。他睁大眼睛看对面。位子空着，满满的一杯咖啡不曾有人动过。他又喝了一口。他的嘴上还留着刚才的微笑，但是笑容慢慢地在变化，现在是凄凉的微笑了。“你还会记住我么？”他小声说，他觉得鼻酸，连忙掉开脸去看别人。四座都是烟雾，人们在高谈阔论，大抽香烟。没有人注意到他。
“我敢写保票，不到两个月德国就会投降。日本也熬不过一年。说不定我们会在南京过下一个新年！”旁边一张桌上一个穿中山装的大块头眉飞色舞地大声说。
他吃了一惊。他看看说话的人。这个预言给他带来一种奇特的感觉。他没有快乐，他却感到了羡慕和妒忌。他又望了一下空座位和满杯的咖啡，怅惘地叹了一口气，便站起来付了帐走出去了。
回到家，他正碰见母亲捧着一堆湿衣服从房里出来。
“妈，你怎么又自己洗起衣服来了？”他惊问道。
“不要紧，我可以洗，”母亲笑答道。
“其实你不应该省这点钱，你也该少累点，”他说。
“可是洗衣服大娘又涨价了，树生只寄来那么一点钱，不省怎么够用！”母亲略带烦躁地说。“从过年到现在物价不知涨了多少，收入却不见增加。我有什么办法！”
“她这点钱比我做事拿的薪水还要多些，”他想道，可是他不敢对母亲讲出来。他只好默默地进屋，让母亲到晒台上晾衣服去。
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他不想坐，不想躺，也不想看书。他只好在屋子里踱来踱去。
“为什么她永远是那样忙？为什么她总是写一些短信？她既然关心我，为什么她不让我知道她的生活情形？”他疑惑地、烦躁地想道。
没有回答。他永远找不到回答。
但是有人来打岔了。他听见粗重的脚步声。于是一个邮差推开门进来，大声叫道：“汪文宣收信！盖图章！”
他接过来，很厚的一封信，邮票在信封上贴满了。他一眼就认出来树生的笔迹。
他在一阵欢喜中盖好图章，把邮件回执交给邮差。“谢谢你，”他感激地对邮差说。
长信终于来了，这正是他需要的回答，他感激地接连吻着信封。他低声笑，他反复念着封面的地址。他忘了自己的烦恼，甚至忘了自己的病。
于是他拆开了信，拿出厚厚的一叠信笺来。
“她给我写长信了！她给我写长信了！”他自己带笑地说了好几遍。他摊开了信笺，可是他只看了称呼的“宣”字以后，马上又把信笺折起，拿着它们，兴奋地在屋子里走了几转。
最后，他在藤椅上坐下来。他从容地打开那一叠信笺，开始读着她的来信。
寒冷的冬天象梦魇似地终于过去了。春天给人们带来了希望。浓雾被春风吹散了。人们带笑地谈论战争的消息。
但是汪文宣的生活里并没有什么变化。他的身体仍旧是时好时坏。好时偶尔去外面走走，坏时整天躺在床上。母亲照常煮饭，打扫屋子，他生病时还给他煎药。小宣两个星期进城一次，住一个晚上，谈一两段学校的故事，话不多，这个孩子更难得有笑容。小宣回来时，屋子里听不见笑声，可是这个孩子一走，屋子更显得荒凉了。妻照常来信，寄款，款子一月一汇，信一星期一封，她从没有写过三张信笺，虽然字里行间也有无限深情。她始终很忙。但是他永远有耐心，他每星期寄一封长信去，常常编造一些谎话，他不愿意让她知道他的实际生活情况。写信成了他唯一的消遣，也可以说是他唯一的工作。
春天里日子变得更长，度日更成为一件苦事。他觉得自己快要丧失说话的能力了。他某一次受凉失去嗓音以后，就一直用沙哑的声音讲话。母亲更现老态，她的话也愈来愈少。常常母子两个人在房中对坐，没有一点声音。有时他一天说不上三十句整句的话。
时光象一个带病的老车夫拖着他们慢慢地往前走，是那样地慢，他有时甚至觉得车子已经停住了。
但是他仍然活着，仍然有感情，仍然有思想。他的左胸时常痛。他夜间常常出冷汗，他常常干咳。偶尔他也暗暗地吐一两口血——那只是痰里带血。痛苦继续着，并且不断地增加，欢乐的笑声却已成了远去了的渺茫的梦。
他没有**，也没有抱怨。他默默地送走一天灰色的日子，又默默地迎接一天更灰色的日子。他的话更少，因为他害怕听见自己的沙哑声音。有时气闷得没有办法，他只好长叹，但是他不愿意让母亲听到他的叹声，他总是背着人叹息。
日子愈来愈长，也愈难捱。一个念头折磨着他：他的精神力量快要竭尽，他不能再拖下去了。
但是没有人允许他不拖下去。妻还是叮嘱他安心治病、等待她回来。钟老答应设法替他找适当的工作。母亲不断地买药给他吃，她拿回来的有中国的单方，也有西洋的名药。他不知道那些药对他的身体有无益处，他只是顺从地、断断续续地吃着。他这样做，大半是为了敷衍母亲。有一次母亲还拉他到宽仁医院去看病。他想起了妻寄来的介绍信，可是到处都找不着，原来母亲早已把它撕毁了。他又不愿意多花钱挂特别号，只挂普通号，足足等候了三个钟点。母亲已经让步到拉他去医院了，他也只好忍耐地等待他的轮值，不管候诊室里怎样拥挤，天井内怎样冷（那还是春天到来以前的事）。一个留八字胡的医生对他摆出一张冰冻了的面孔，医生吩咐他解开衣服，用听诊器听了听，又各处敲敲，然后皱着眉，摇摇头，又叫他穿好衣服，开一个方，要他去药剂室购了一瓶药水。医生似乎不愿意多讲话，只吩咐他下星期去“透视”。医生说照X光最好，不过“透视”费低。他出来在问询处问明了透视费的价目，他吐了吐舌头，默默地走出了医院。后来他又去过一次医院，那个医生仍旧吩咐他下星期去透视。他计算一下这一个月已经用去了若干钱，又猜想透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他不敢再到医院去了。
“要来的终于要来，让它去罢，”他对自己说。他颇想“听命于天”了。事实上除了这里他的心也没有一个安放处。
有一天午饭后他出街散步。天气很好，不过街上仍然多尘土，车辆拥挤不堪，而且秩序坏，在一个路角堆了大堆的垃圾，从那里发散出来一股一股的霉臭。他掩着鼻走过了一条街。无意间侧头一看，他正立在国际咖啡厅的玻璃橱窗前。橱窗里陈列着几个生日大蛋糕和好几种美国糖果。一切都和几个月前一样。不同的是他再听不见那一个人的笑声，再看不见那一个婷婷的身影。
他进去了。厅子里客人相当多，刚巧他从前坐过的那张小圆桌空着，他便挤到里面去坐下来。两个茶房忙碌地端着盘子各处奔走。客人们正在竞赛叫唤茶房的声音的高低。他胆怯地坐在角落里，默默地等待着。
一个穿白制服的茶房终于走过来了。“两杯咖啡，”他低声说。
“嗯？”茶房不客气地问。
“两杯咖啡，”他提高声音再说。
茶房不回答，猝然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茶房端了两个杯子走回来，一杯咖啡，放在他面前，另一杯放在他对面。“要牛奶吗？”茶房拿起牛奶罐头问道。他摇摇头说：“我不要。”又指着对面那个杯子说：“这杯要。”茶房把牛奶注入杯中，便拿着罐头走开了。他拿起茶匙舀了糖，先放进对面的杯里，又用茶匙在杯里搅了一下，然后才在自己的杯中放糖。
“你喝罢，”他端起杯子对着空座位低声说。在想象中树生就坐在他的对面，她是喜欢喝牛奶咖啡的。他仿佛看见她对他微笑。他高兴地喝了一大口。他微笑了。他睁大眼睛看对面。位子空着，满满的一杯咖啡不曾有人动过。他又喝了一口。他的嘴上还留着刚才的微笑，但是笑容慢慢地在变化，现在是凄凉的微笑了。“你还会记住我么？”他小声说，他觉得鼻酸，连忙掉开脸去看别人。四座都是烟雾，人们在高谈阔论，大抽香烟。没有人注意到他。
“我敢写保票，不到两个月德国就会投降。日本也熬不过一年。说不定我们会在南京过下一个新年！”旁边一张桌上一个穿中山装的大块头眉飞色舞地大声说。
他吃了一惊。他看看说话的人。这个预言给他带来一种奇特的感觉。他没有快乐，他却感到了羡慕和妒忌。他又望了一下空座位和满杯的咖啡，怅惘地叹了一口气，便站起来付了帐走出去了。
回到家，他正碰见母亲捧着一堆湿衣服从房里出来。
“妈，你怎么又自己洗起衣服来了？”他惊问道。
“不要紧，我可以洗，”母亲笑答道。
“其实你不应该省这点钱，你也该少累点，”他说。
“可是洗衣服大娘又涨价了，树生只寄来那么一点钱，不省怎么够用！”母亲略带烦躁地说。“从过年到现在物价不知涨了多少，收入却不见增加。我有什么办法！”
“她这点钱比我做事拿的薪水还要多些，”他想道，可是他不敢对母亲讲出来。他只好默默地进屋，让母亲到晒台上晾衣服去。
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他不想坐，不想躺，也不想看书。他只好在屋子里踱来踱去。
“为什么她永远是那样忙？为什么她总是写一些短信？她既然关心我，为什么她不让我知道她的生活情形？”他疑惑地、烦躁地想道。
没有回答。他永远找不到回答。
但是有人来打岔了。他听见粗重的脚步声。于是一个邮差推开门进来，大声叫道：“汪文宣收信！盖图章！”
他接过来，很厚的一封信，邮票在信封上贴满了。他一眼就认出来树生的笔迹。
他在一阵欢喜中盖好图章，把邮件回执交给邮差。“谢谢你，”他感激地对邮差说。
长信终于来了，这正是他需要的回答，他感激地接连吻着信封。他低声笑，他反复念着封面的地址。他忘了自己的烦恼，甚至忘了自己的病。
于是他拆开了信，拿出厚厚的一叠信笺来。
“她给我写长信了！她给我写长信了！”他自己带笑地说了好几遍。他摊开了信笺，可是他只看了称呼的“宣”字以后，马上又把信笺折起，拿着它们，兴奋地在屋子里走了几转。
最后，他在藤椅上坐下来。他从容地打开那一叠信笺，开始读着她的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