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唠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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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了饭，姚远回自己那边睡觉。
姜姨嘱咐他，等着村南头那个大喇叭再响起来的时候，和他一起去二村的爱委会报到。
姚远躺在自己屋里的炕上，却无论如何睡不着。
他就不明白了，九十年代的姚远，跑到姚大厦七零年的身体里来，脑子是姚远的，一点没变傻。身体虽然是姚大厦的，可姚远身体里的技能一点没丢，比如打架，再比如推独轮车。可为啥这个不会说话还是姚大厦的呢？
这个问题，估计他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了。
既然想不明白，就干脆别钻那个牛角尖了。先天不行，后天可以锻炼嘛。他今天说话，就比刚过来的时候好一些了。
他忽然想起来，前天翻姚大厦他爹那个书橱的时候，有一本泛黄的薄本子，是唐宋诗词选，上面都是繁体字的那种，在最里面那个橱子上面的角落里，没被抄家的人拿走。
他可以通过朗读那些诗词，来锻炼自己的说话能力。只要自己坚持不懈地锻炼下去，说不定有一天，就能和正常人一样说话了。
想到这里，他从炕上爬起来，又开了西边那套房子的门，去里屋书橱上找到那本诗词选，拿回这边来。
九月中旬的天气，外面已经不是很热，他就关了窗子和门，在炕上拿着那本诗词选，找出一首唐诗来，偷偷轻声朗读……
结果是越读越不利索，恨的他把那个泛黄的本子给扔到脚底下去了。
过一会儿，他又坐起来，重新拿过那个本子念，念一会儿，还是念不成句，又生气把本子扔了。
如此反复几次，大喇叭就响了。他把那本子塞到坑上的凉席下面，出门去找姜姨。
爱委会所在的那个办公大院，在二村北面的山脚下，也是平房，和镇政府的办公大院差不多，只是院子里没有水泥地，是黄土压平了的。
爱委会主任是个中年妇女，姓于，和姜姨是认识的。一个大办公室分了里外屋，外屋有七八个男女在一起办公，里屋小一些，就于主任一个人。
于主任对姚大厦很客气，说和他妈也很熟悉，又在他妈这件事上感叹一阵，这才开始交代工作。
矿机有六个自然村，每个自然村爱委会都配了两个卫生员，也就是姚远将来要做的这个工作岗位。主要任务就是打扫村里的街道，保持卫生清洁。
另外，卫生员还要打扫村里的公厕，撒生石灰，抑制苍蝇虫卵数量，消除病菌。每年根据情况，不定期举办卫生运动，到街上和各家各户去检查卫生，喷洒消毒液。
爱委会下面设了一个清洁队，也就是姚远即将去报到和工作的具体单位。
清洁队也在这个院子里，有一间专门的房子用来开会和休息，还有一个放清洁工具的仓库。清洁队由各村的卫生员和正副队长、卫生监督员组成，一共十五个人。
姚远一会儿去卫生队报到之后，从明天开始，就得每天早上按时到清洁队来上班。
早上半个小时的政治学习时间，然后就去库房拿属于自己的工具，回各自负责的村子扫街。中午就不用过来了，到下午下班之前，回来把工具交上。
如此周而复始。
姜姨就跟于主任商量说:“大傻脑子不好使，哪懂什么政治啊？要不就不过来了，直接在村里上班，不行啊？”
于主任就露出为难的表情来说:“不政治学习，这个我可不敢做主。现在，谁敢不参加学习呀？”
姜姨是怕姚大厦脑子不好使，自己走不到这里来。她也得去上班，总不能天天陪着他来这里上班吧？
于主任就又交代说：“大傻这也算是顶了他妈的班了。他妈没找着尸体，厂里革委会指示，先按失踪处理。这样，厂里就把他妈那份供应和工资给停了。”
姜姨就问:“那以后他妈的供应票和粮食配给也没了？”
于主任说:“从这个月，就啥都没了。不过呢，大傻的工资可以从这个月一号算，按学徒工，每月十八，一年以后二十，第三年二十二，三年以后出徒转正，按一级工发，二十七块五。粮食供应改成三十斤。咱们这属于轻工种，按理说得按二十七斤的标准。这是张代表特意交代的，说大傻能吃，多给三斤，按厂里一般工种算。”
从办公室出来，往清洁队去，姜姨就一路嘟囔:“幸亏咱把这月的粮食都买出来了，要不然你这一入厂，就只能买你一个人的粮食了。赚一个月算一个月！可这以后咋办？三十斤，还是不够你吃的呀？”
一路嘟囔着，就到了清洁队。
这时候，清洁队里各村扫街的清洁工还都没回来，就正副队长两个人在，面对面坐在办公桌跟前闲聊。两个人已经得了于主任的通知，知道姚大傻要来顶他妈的班。
正队长张庆忠是个四十好几的老工人，原先在冲压车间干冲压工，出了工伤事故以后，再无法正常工作，就被分配到这里来了。
副队长李乐是个不满三十岁的年青人，过去也是厂里的工人。这人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嘴上没有把门的，喜欢胡说八道。前两年路线斗争正激烈的时候，这张嘴害了他。要不是他家祖上三代都是贫农，就不是给发配到这里来这么简单了。
见姜姨带着姚大厦进来，正队长张庆忠还没说什么，李乐的怪话就先来了。
“哟呵，来啦？”他看着姚大厦，跟张庆忠说，“这清洁队还真是大杂烩啊，地富反坏右没一样没有，这回又来个傻子，这下就全活啦！”
张庆忠看李乐一眼说:“别胡说八道！”就转过头来，让姜姨和姚大厦坐在门口的连椅上，对他们说，“大傻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他还是顶替他妈，在一村和邵玲一组吧。今天大家还没收工，也没啥好说的。你们先回去，明天按点来上班。工作上的事儿，还是让邵玲明天给大傻说，她熟悉工作，估计教个几天，大傻也就会了。”
这扫大街也是有不少事儿的。厂里前几年凡是犯了错误，又够不上蹲牛棚或者劳改的，开除也不合适，就都弄到这里来了。
张庆忠的分配原则，就是一个村俩。一个正式清洁工，监督一个思想不端正，犯了错误过来的。这也属于监督改造。
监督者负责向他每天汇报被监督者的实际活动和思想动向。被监督者，则要三天给他交一份思想汇报，主要是反省自己犯的错误，还要写上改造和学习心得。
其实，他识不了几个字，他们交的报告他很少仔细看，主要还是存档，给上面有个交待。
比如这个邵玲，初中毕业就进来了，当然是她家里有点关系，不是犯错误发配过来的。在这里当清洁工，虽然扫大街名声不好听，却可以成功逃过上山下乡，不去农村。身后没有关系，这里也不是谁想来就能来。
邵玲就属于监督者，原先是监督一个厂医院的老中医，听说年青时为日伪看过病，有汉奸嫌疑。
这老中医在这里干了一年，盼着改造好了回医院工作。却不料厂里实在找不出比他性质更严重的人来了，上面又有名额，就把他给报上去。然后，老中医就没了踪影。
然后，就是姚大厦她妈过来，在邵玲监督下接替了老中医。
如今，姚大厦他妈也没了，姚大厦又来了。这个倒是不用监督，他不是坏分子，他是傻子啊。
不用监督，邵玲也就不用向张庆忠汇报。当然，姚大厦过来，估计也不用写反省材料。
和姚远报了到，姜姨就和他先回来，路上又嘱咐他一些上班工作以后的注意事项。
当然，第一就是要爱党爱国爱领袖，不乱说话。其次就是做人要勤快，尊重师傅。上班要比别人早，先打扫休息室的卫生，帮两个队长擦桌子扫地，给人家留个好印象……
姜姨嘟囔了一路，差点把姚远的脑子给说的沸腾了。
姜姨一路说着，姚远也不说话，只一个劲“嗯、嗯”答应着，心里却一句也没听进去。
他是有现代思想的人啊，还能扫一辈子大街吗？他就是刚穿回来，还有点懵圈儿，一时还不知道怎么干，先找个能挣钱吃饭的地方，然后再慢慢想办法。
一直到吃完了饭，姜姨还是对他不放心，还在教他进厂以后怎么当工人，做好自己的工作，给他举一大堆好的和坏的例子。特别是某某说错了话，被打成什么派，丢了工作的例子，一直说到晚上八点，还没有住嘴的意思。
姚远只能一声不吭地听着，还得不住地点头。
最后就把姜抗抗给说烦了，对着她妈喊:“行啦！他会说话吗就能说错话？你这个念叨法，脑子好使的人都要给你说傻啦！你消停一会儿，成不成啊？我脑袋都大啦，还让不让人活啦？”
姜姨这才住了嘴。
吃过了饭，姚远回自己那边睡觉。
姜姨嘱咐他，等着村南头那个大喇叭再响起来的时候，和他一起去二村的爱委会报到。
姚远躺在自己屋里的炕上，却无论如何睡不着。
他就不明白了，九十年代的姚远，跑到姚大厦七零年的身体里来，脑子是姚远的，一点没变傻。身体虽然是姚大厦的，可姚远身体里的技能一点没丢，比如打架，再比如推独轮车。可为啥这个不会说话还是姚大厦的呢？
这个问题，估计他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了。
既然想不明白，就干脆别钻那个牛角尖了。先天不行，后天可以锻炼嘛。他今天说话，就比刚过来的时候好一些了。
他忽然想起来，前天翻姚大厦他爹那个书橱的时候，有一本泛黄的薄本子，是唐宋诗词选，上面都是繁体字的那种，在最里面那个橱子上面的角落里，没被抄家的人拿走。
他可以通过朗读那些诗词，来锻炼自己的说话能力。只要自己坚持不懈地锻炼下去，说不定有一天，就能和正常人一样说话了。
想到这里，他从炕上爬起来，又开了西边那套房子的门，去里屋书橱上找到那本诗词选，拿回这边来。
九月中旬的天气，外面已经不是很热，他就关了窗子和门，在炕上拿着那本诗词选，找出一首唐诗来，偷偷轻声朗读……
结果是越读越不利索，恨的他把那个泛黄的本子给扔到脚底下去了。
过一会儿，他又坐起来，重新拿过那个本子念，念一会儿，还是念不成句，又生气把本子扔了。
如此反复几次，大喇叭就响了。他把那本子塞到坑上的凉席下面，出门去找姜姨。
爱委会所在的那个办公大院，在二村北面的山脚下，也是平房，和镇政府的办公大院差不多，只是院子里没有水泥地，是黄土压平了的。
爱委会主任是个中年妇女，姓于，和姜姨是认识的。一个大办公室分了里外屋，外屋有七八个男女在一起办公，里屋小一些，就于主任一个人。
于主任对姚大厦很客气，说和他妈也很熟悉，又在他妈这件事上感叹一阵，这才开始交代工作。
矿机有六个自然村，每个自然村爱委会都配了两个卫生员，也就是姚远将来要做的这个工作岗位。主要任务就是打扫村里的街道，保持卫生清洁。
另外，卫生员还要打扫村里的公厕，撒生石灰，抑制苍蝇虫卵数量，消除病菌。每年根据情况，不定期举办卫生运动，到街上和各家各户去检查卫生，喷洒消毒液。
爱委会下面设了一个清洁队，也就是姚远即将去报到和工作的具体单位。
清洁队也在这个院子里，有一间专门的房子用来开会和休息，还有一个放清洁工具的仓库。清洁队由各村的卫生员和正副队长、卫生监督员组成，一共十五个人。
姚远一会儿去卫生队报到之后，从明天开始，就得每天早上按时到清洁队来上班。
早上半个小时的政治学习时间，然后就去库房拿属于自己的工具，回各自负责的村子扫街。中午就不用过来了，到下午下班之前，回来把工具交上。
如此周而复始。
姜姨就跟于主任商量说:“大傻脑子不好使，哪懂什么政治啊？要不就不过来了，直接在村里上班，不行啊？”
于主任就露出为难的表情来说:“不政治学习，这个我可不敢做主。现在，谁敢不参加学习呀？”
姜姨是怕姚大厦脑子不好使，自己走不到这里来。她也得去上班，总不能天天陪着他来这里上班吧？
于主任就又交代说：“大傻这也算是顶了他妈的班了。他妈没找着尸体，厂里革委会指示，先按失踪处理。这样，厂里就把他妈那份供应和工资给停了。”
姜姨就问:“那以后他妈的供应票和粮食配给也没了？”
于主任说:“从这个月，就啥都没了。不过呢，大傻的工资可以从这个月一号算，按学徒工，每月十八，一年以后二十，第三年二十二，三年以后出徒转正，按一级工发，二十七块五。粮食供应改成三十斤。咱们这属于轻工种，按理说得按二十七斤的标准。这是张代表特意交代的，说大傻能吃，多给三斤，按厂里一般工种算。”
从办公室出来，往清洁队去，姜姨就一路嘟囔:“幸亏咱把这月的粮食都买出来了，要不然你这一入厂，就只能买你一个人的粮食了。赚一个月算一个月！可这以后咋办？三十斤，还是不够你吃的呀？”
一路嘟囔着，就到了清洁队。
这时候，清洁队里各村扫街的清洁工还都没回来，就正副队长两个人在，面对面坐在办公桌跟前闲聊。两个人已经得了于主任的通知，知道姚大傻要来顶他妈的班。
正队长张庆忠是个四十好几的老工人，原先在冲压车间干冲压工，出了工伤事故以后，再无法正常工作，就被分配到这里来了。
副队长李乐是个不满三十岁的年青人，过去也是厂里的工人。这人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嘴上没有把门的，喜欢胡说八道。前两年路线斗争正激烈的时候，这张嘴害了他。要不是他家祖上三代都是贫农，就不是给发配到这里来这么简单了。
见姜姨带着姚大厦进来，正队长张庆忠还没说什么，李乐的怪话就先来了。
“哟呵，来啦？”他看着姚大厦，跟张庆忠说，“这清洁队还真是大杂烩啊，地富反坏右没一样没有，这回又来个傻子，这下就全活啦！”
张庆忠看李乐一眼说:“别胡说八道！”就转过头来，让姜姨和姚大厦坐在门口的连椅上，对他们说，“大傻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他还是顶替他妈，在一村和邵玲一组吧。今天大家还没收工，也没啥好说的。你们先回去，明天按点来上班。工作上的事儿，还是让邵玲明天给大傻说，她熟悉工作，估计教个几天，大傻也就会了。”
这扫大街也是有不少事儿的。厂里前几年凡是犯了错误，又够不上蹲牛棚或者劳改的，开除也不合适，就都弄到这里来了。
张庆忠的分配原则，就是一个村俩。一个正式清洁工，监督一个思想不端正，犯了错误过来的。这也属于监督改造。
监督者负责向他每天汇报被监督者的实际活动和思想动向。被监督者，则要三天给他交一份思想汇报，主要是反省自己犯的错误，还要写上改造和学习心得。
其实，他识不了几个字，他们交的报告他很少仔细看，主要还是存档，给上面有个交待。
比如这个邵玲，初中毕业就进来了，当然是她家里有点关系，不是犯错误发配过来的。在这里当清洁工，虽然扫大街名声不好听，却可以成功逃过上山下乡，不去农村。身后没有关系，这里也不是谁想来就能来。
邵玲就属于监督者，原先是监督一个厂医院的老中医，听说年青时为日伪看过病，有汉奸嫌疑。
这老中医在这里干了一年，盼着改造好了回医院工作。却不料厂里实在找不出比他性质更严重的人来了，上面又有名额，就把他给报上去。然后，老中医就没了踪影。
然后，就是姚大厦她妈过来，在邵玲监督下接替了老中医。
如今，姚大厦他妈也没了，姚大厦又来了。这个倒是不用监督，他不是坏分子，他是傻子啊。
不用监督，邵玲也就不用向张庆忠汇报。当然，姚大厦过来，估计也不用写反省材料。
和姚远报了到，姜姨就和他先回来，路上又嘱咐他一些上班工作以后的注意事项。
当然，第一就是要爱党爱国爱领袖，不乱说话。其次就是做人要勤快，尊重师傅。上班要比别人早，先打扫休息室的卫生，帮两个队长擦桌子扫地，给人家留个好印象……
姜姨嘟囔了一路，差点把姚远的脑子给说的沸腾了。
姜姨一路说着，姚远也不说话，只一个劲“嗯、嗯”答应着，心里却一句也没听进去。
他是有现代思想的人啊，还能扫一辈子大街吗？他就是刚穿回来，还有点懵圈儿，一时还不知道怎么干，先找个能挣钱吃饭的地方，然后再慢慢想办法。
一直到吃完了饭，姜姨还是对他不放心，还在教他进厂以后怎么当工人，做好自己的工作，给他举一大堆好的和坏的例子。特别是某某说错了话，被打成什么派，丢了工作的例子，一直说到晚上八点，还没有住嘴的意思。
姚远只能一声不吭地听着，还得不住地点头。
最后就把姜抗抗给说烦了，对着她妈喊:“行啦！他会说话吗就能说错话？你这个念叨法，脑子好使的人都要给你说傻啦！你消停一会儿，成不成啊？我脑袋都大啦，还让不让人活啦？”
姜姨这才住了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