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杀出一条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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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积累总是带着血腥的，也就是所谓的原罪。
当初在米脂，袁宗第惹了盖虎，李自成为了给小弟出头，就把盖虎灭了。
按理说，就算人家犯了死罪，也轮不到李自成执行。可他为了拉拢一个忠心小弟，就那么干了。
还有清平堡的那个御史大户。一来他惹了白旺，二来李自成缺钱粮，顺手就把他家给抢了。
另外大户的看家护院又犯了什么错？人家拿了雇主的钱财自然要保护主家人身财产安全，遇到贼人来了，奋起反抗，然后被打死了，谁的错？
乃至在李自成两三年的发家过程中，直接间接的当了多少次刽子手？
追随李自成的那些兵，他们手上沾了多少血腥？
当然，官逼民反，总是有理由的。
正如还有一种说法，“你穷，是因为你懒。”
朝廷解决不了的问题，往往想推给市场。但市场不一定有公义，市场是个弱肉强食的地方！
这种事情没法再深究了。
胜利者拥有一切，就这样。一切都是因缘际会。
回过头来再说，鹰国佬是怎么发达起来的？如果只是不择手段的薅自己人羊毛，迟早完蛋。
资奔家很少会有“良心”这么个东西。都是被逼的。
鹰国底层百姓生活好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是机器越来越复杂。
挖煤搬砖是个人就会干，但是你会修蒸汽机吗？而且进入工业化后，纺纱机也越来越复杂，这部分技术工人最先跳出苦海。因为他们替代性不那么强，所以有了议价空间。
熟练技术工人最先形成了西方的中产阶级。
然后是底层闹腾。
他们日子太苦了，过不下去了。“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资笨家不怕格命，他们随时可以跑路，但国家怕。那就只好妥协。强制财主们把部分利润分给底层，防止底层活不下去闹事。
因为西方商人一直是依赖国家给他们用武力打通商路，开拓殖民地，商人和国家已经结为一体。资本就是国，国就是资本。
国要是完了，恐怕他们也要被吊路灯了。所以拿破仑格命、1848年格命、巴离工社等等，这些事一点一点对全局产生了影响。
最后一项措施是向海外转移矛盾。
那些年，列强们每次内部出现问题就是向外开战的时候。等到全世界殖民地抢光了，再抢就得列强之间互相抢，所以有了英法七年战争，有了世界大战。
当然，也可以再加个生产力的发展、文明的进步等原因。
总之，在那几驾马车的带动下，花了几百年时间，欧米底层才算是过上了好日子。
看上去就是国强民富了。
不过在当前，他们的老百姓还要继续苦个两百多年才能熬出头。嗯，这次也可能在大顺西征军的蹂躏下，他们没有机会了。
扯完了欧洲的情况，那么大明、大清呢？有没有可能自发性的进入资奔主义？实现民富国强？
没有可能。
欧洲的封建制度实际是一种契约，一面是君主、上层领主对下层领主的自治授权，另一面是下层领主对上层承担财政和军事支持的义务，自治是其中的关键。
在殖民时代之前的欧洲，这种封建制度是非常低效的，可以说是治理失能。
比较一下殖民时代之前天朝的国家规模、朝廷结构、城市规模、征税能力、战争组织规模、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就能证明这一点。
所以说以欧洲落后的封建制，若没有大航海时代，它不可能发展出资奔主义。
然而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封建自治制度，反而在殖民过程中表现出了亮眼的高效。
因为它能最大程度激发人的自私自利，从而快速抢占殖民地。因为抢到了就是自己占大部分利益，好处不用全部上交给国家。
自治制度的坏处在于，时间一长就和本土离心离德，产生新的利益团体。
而且欧洲佬们只想从殖民地获得利润。扩张殖民地是为了廉价原材料和倾销市场，但放弃治理、建设当地，和扩张领土不同。
以上两种因素一结合，后果不难想象。
因此欧洲的殖民模式存在先天病根，所以之后出现了米国独立，也产生了“拉美化”这种现象。
秦始皇2000年前就把这么落后的制度改掉了。
所以，到了明清时期，在越发皇帝集权的情况下，他们会允许有人脱离掌控去海外开疆拓土？
不可能。
天朝历代的整体架构完全是朝廷集权的，这种制度最适合农耕文明。它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兴修水利，抵御灾害，以及生产资料和工具的再分配都需要一个强力的朝廷。
而资笨主义需要的是小朝廷，这样才有空间演化出强大的资本利益团体。
所以集权的天朝根本不可能诞生出原生性的资笨主义。
当然，其中还有些其他原因。比如财政手段、金融业之类。
古人不知道经济危机是怎么回事。最早有记载的经济危机就发生在“文景之治”的时候。
表面上的繁荣富足，潜藏着的却是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扩大。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没看到隐患，反而不断的发动外战。功绩显赫的同时，朝廷财政却吃不消了。
西汉时期的商业繁荣与国家总体经济的发展并不总是同步的。
武帝解决方式就是“代田法”、收商业税、打击豪强、卖官鬻爵、货币改革、盐铁专卖等等。
着名的盐铁会议上，很多官员反对朝廷干预经济，反对实行盐铁专卖。但当被问到如果不执行国有化，战争开支从哪里出，国家财政怎么保障时，却又都无言以对。
“经济”一词本意就是经世济民。古代民本经济观着眼于安邦定国，以富民、养民为基础。
“富民”是天朝古代民本经济观的重要内容。富民就是要轻徭薄赋、藏富于民。
“养民”是天朝古代民本经济观的一个重要理念。这一理念在抵御自然灾害、备荒赈济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盐铁专卖”一出现，相当于“与民争利”。当然，这个民所指的是商人，并不是广义上的民众。
“算缗告缗”、“盐铁专卖”、“限民名田”等在当时看来褒贬不一的措施，用后世眼光来看就是国家干预经济进行财税体制改革。
那些改革有利于当时小农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经济，拖累了民间工商业的发展，让繁荣的商贸业发展一时陷入停滞。可以说是有利有弊。
汉武帝一方面改革制度，增强了国家的财政能力和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着重打击了残存于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从两个方面为王朝的稳定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当晚年出现流民动乱时，西汉王朝才能够度过危机。
通过国家机器来垄断原属于商人手中的利益，这正是后面天朝建立的大一统社会能够繁荣昌盛发展的原因。
然而直到最后一个皇帝被推翻，各代帝王将相也没有探索出能够解决国家机器和商品经济共同发展的方案。
因为当时的人不清楚经济危机的本质，只看到了市场商业过于繁荣带来的不稳定因素，所以历朝历代都对商业不友好，远不如欧洲。
天朝自古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集权专制是一个稳定而封闭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农为本便是避免社会动乱的根本。
所以，秦汉以来历代朝廷始终不渝地推行“重农抑商”的独特经济正策。小农经济自给性很强，保守、排他、同时具有顽强的再生能力。
在一个历来重农轻商，重生产轻分配，重传统轻创造这样的传统农业社会里，即便曾经出现过大规模商业和贸易，经济表现也不俗，但终究不存在资奔主义发展壮大的外部条件。
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权利、契约和法治意识是皇权专制的天敌，“资奔主义萌芽”在明清之际的夭折是必然的。
甚至到袁世凯复辟称帝，其中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天朝人被专制太久了，没有抿主思想，需要一个皇帝来带领。
再有就是金融机构的原因。
虽然类似钱庄、票号的金融机构早已经在天朝出现了，但是，它们并没有给商业环境带来特别大的改观。
没有商业银行，资奔家去哪融资贷款扩大经营生产？没有最基础的融资环节，哪有什么资笨主义萌芽？
晚明时期有少数“银行”从事贷款业务，不过规模很有限，而且都是高利贷，对于商业的发展微乎其微。
清朝的货币政策比大明稳健得多，因此商业银行才有可能发展起来，加之清中期稳定的国内环境，钱庄才能在各地开得起分号。
而且，明清大商人赚了钱后往往不是扩大再生产，而是买房买地。
在他们眼中，搞商业只是不入流的买卖，唯有土地才是真正的财富。
不过，这一点没啥可指责的。
即使是鹰国新贵族思想的代表弗朗西斯培根，也在他的着作《随笔集》中说出了土地才是财富的根本这样的话。
欧洲早期资奔家和新贵族同样对土地有着强烈的爱好，这一点和天朝商人地主没有任何区别。
好了，说到这里，已经讲清楚了为什么明清两代不可能自发性的进入资奔主义。总而言之，就是国情不同，体质不同。
甚至连所谓的“萌芽”都是不大靠谱的，表面看起来像，但本质上的区别太大了。
至于说鞑子入关后扼杀了明末以来的过渡趋势，自然也不对。
满清入主之初，甚至出现了向传统经济的倒退，例如重征商税，奉行海禁政策，限制民间自由开矿等等。
明后期李贽、王夫之和泰州学派的那一点微弱的启蒙思想也被完全压抑。
但是，与此对应的反而是经济的大发展，和一个富足强大胜过了前朝的“康乾盛世”。
如果对比明末和盛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家庭手工厂，如户数织机数等，就会发现其比例和人口的增加是同步的。当热，仅仅在于量的变化，而没有质的变化。
在清朝的前120年中，天朝四倍于欧洲的经济增长。而且增长速度也是全球第一。
很显然，这并不是由于清朝的“资奔主义”得到了大发展，而是天朝自身的传统经济模式在起作用。
至于闭关锁国——
想当初，列强们冠冕堂皇的说为了通商才不得不和大清开战，其实呢？
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亚当·斯密在着作中一直在批驳“行会”，“重商主义”，“贸易保护”等等。
因为当时的鹰国和之后的所有列强全部是在贸易保护中爬起来的。
而那些国家，在发达后无一例外全部高举“自由贸易”大旗，对“贸易保护”横加指责，一副“敢不自由贸易就要弄死你”的架势。
真就是“穷则贸易保护，达则自由贸易”。
虽然“闭关锁国”不对，但是当列强用武力砸开天朝的大门后，小农经济就濒临破产了。
人家从欧洲运来的布匹不但质量好，价格还低。怎么整？甚至人家千里迢迢运来的粮食都更便宜。
另外，白银可以说是大清的法定货币，但是大清本身并不能控制白银来源。你要完全放开口岸，欧洲海量的白银涌进来，那会带来什么影响？
殖民是血腥、野蛮、罪恶、泯灭人性的，这些是必然的。
没有殖民，就没有欧洲的大发展。
既然传统朝代都不能玩那一手，那李自成呢？
毕竟他要新建立的同样是一个皇权专制的大顺国。
区别在于，他的眼光长远一些。
他知道，马尔萨斯陷阱才是真正的血腥、野蛮、罪恶、泯灭人性的。
与其祸害本国子民，不如去殖民，那是对土着的血腥。相比之下，你更愿意选哪个？
当然，所谓“马尔萨斯陷阱”只是人们总结的规律，它没有思想和主观要求的。殖民可不是，制定这个正策的人和殖民者，他们要的就是抢劫和杀戮。
可是，不抢不杀怎么办？
内部矛盾如何化解？能完全依靠自循环解决一切矛盾吗？
欧洲那一票国家能够续命，完全是靠新大陆的发现让社会不稳定因素，比如鹰国李自成、发国张献忠那样的人成为了德雷克、克莱武那样的人。
不然他们早完了。
甚至可以明确地说，任何内卷严重的地区想搞所谓的资奔主义都必将遭遇失败。
因为资奔主义本身就是过去的封建主抛弃了对平民的责任，不择手段实施压榨的制度。
那些严重内卷地区的贫民本来就挣扎在生死线上，面对活不下去的压榨必然起来反抗。
北宋末期南方只是把新生儿溺死自行绝育，到了南宋初期可就出现了各路起义军。明末也一样。如果俺大明有一块新大陆，那些活不下去的人至少还可以过去拼一把。
汉武帝倒是发动了对外战争，可是他并没有拿回什么实质利益。抛开解除边患不提，其他方面完全是赔本的。
所以自古有什么穷兵黩武、好战必亡等说法。打仗是赔本买卖。
在汉武帝之前的班超算是有了些新意，完美的反内卷指南，从天天码字抄写文书的社畜到帝国“殖民地总督”。
只是西域还是穷了些，拿回来的好处不够多。
如果像葡萄芽那样，几百几千个人就征服了一片富裕的大陆，你能说他是“好战必亡”？人家赚的海了去了。不光不亡，反而越发强盛了。
好榜样！
所以，李自成怎么才能把大顺国治理好？怎么才能让人人都能吃饱，进而吃好？
内政措施当然要改革，但是有些规律和自然条件的限制是不好避免的。
比如通货膨胀，或许你可以想办法搞个蓄水池；比如通货紧缩，或许你可以用大放水来解决。
可是以当前条件，市场反馈是很慢的，等你发现了苗头，可能已经晚了。
还有就是土地承载力问题。天朝地盘虽然大，可适合农业生产的耕地可不够多。假如本土只留个五六千万人，那么平均每人少说可以拥有二十亩好田，足够吃了。
所以，大顺国解决内卷的最好方法——
杀出去！
原始积累总是带着血腥的，也就是所谓的原罪。
当初在米脂，袁宗第惹了盖虎，李自成为了给小弟出头，就把盖虎灭了。
按理说，就算人家犯了死罪，也轮不到李自成执行。可他为了拉拢一个忠心小弟，就那么干了。
还有清平堡的那个御史大户。一来他惹了白旺，二来李自成缺钱粮，顺手就把他家给抢了。
另外大户的看家护院又犯了什么错？人家拿了雇主的钱财自然要保护主家人身财产安全，遇到贼人来了，奋起反抗，然后被打死了，谁的错？
乃至在李自成两三年的发家过程中，直接间接的当了多少次刽子手？
追随李自成的那些兵，他们手上沾了多少血腥？
当然，官逼民反，总是有理由的。
正如还有一种说法，“你穷，是因为你懒。”
朝廷解决不了的问题，往往想推给市场。但市场不一定有公义，市场是个弱肉强食的地方！
这种事情没法再深究了。
胜利者拥有一切，就这样。一切都是因缘际会。
回过头来再说，鹰国佬是怎么发达起来的？如果只是不择手段的薅自己人羊毛，迟早完蛋。
资奔家很少会有“良心”这么个东西。都是被逼的。
鹰国底层百姓生活好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是机器越来越复杂。
挖煤搬砖是个人就会干，但是你会修蒸汽机吗？而且进入工业化后，纺纱机也越来越复杂，这部分技术工人最先跳出苦海。因为他们替代性不那么强，所以有了议价空间。
熟练技术工人最先形成了西方的中产阶级。
然后是底层闹腾。
他们日子太苦了，过不下去了。“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资笨家不怕格命，他们随时可以跑路，但国家怕。那就只好妥协。强制财主们把部分利润分给底层，防止底层活不下去闹事。
因为西方商人一直是依赖国家给他们用武力打通商路，开拓殖民地，商人和国家已经结为一体。资本就是国，国就是资本。
国要是完了，恐怕他们也要被吊路灯了。所以拿破仑格命、1848年格命、巴离工社等等，这些事一点一点对全局产生了影响。
最后一项措施是向海外转移矛盾。
那些年，列强们每次内部出现问题就是向外开战的时候。等到全世界殖民地抢光了，再抢就得列强之间互相抢，所以有了英法七年战争，有了世界大战。
当然，也可以再加个生产力的发展、文明的进步等原因。
总之，在那几驾马车的带动下，花了几百年时间，欧米底层才算是过上了好日子。
看上去就是国强民富了。
不过在当前，他们的老百姓还要继续苦个两百多年才能熬出头。嗯，这次也可能在大顺西征军的蹂躏下，他们没有机会了。
扯完了欧洲的情况，那么大明、大清呢？有没有可能自发性的进入资奔主义？实现民富国强？
没有可能。
欧洲的封建制度实际是一种契约，一面是君主、上层领主对下层领主的自治授权，另一面是下层领主对上层承担财政和军事支持的义务，自治是其中的关键。
在殖民时代之前的欧洲，这种封建制度是非常低效的，可以说是治理失能。
比较一下殖民时代之前天朝的国家规模、朝廷结构、城市规模、征税能力、战争组织规模、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就能证明这一点。
所以说以欧洲落后的封建制，若没有大航海时代，它不可能发展出资奔主义。
然而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封建自治制度，反而在殖民过程中表现出了亮眼的高效。
因为它能最大程度激发人的自私自利，从而快速抢占殖民地。因为抢到了就是自己占大部分利益，好处不用全部上交给国家。
自治制度的坏处在于，时间一长就和本土离心离德，产生新的利益团体。
而且欧洲佬们只想从殖民地获得利润。扩张殖民地是为了廉价原材料和倾销市场，但放弃治理、建设当地，和扩张领土不同。
以上两种因素一结合，后果不难想象。
因此欧洲的殖民模式存在先天病根，所以之后出现了米国独立，也产生了“拉美化”这种现象。
秦始皇2000年前就把这么落后的制度改掉了。
所以，到了明清时期，在越发皇帝集权的情况下，他们会允许有人脱离掌控去海外开疆拓土？
不可能。
天朝历代的整体架构完全是朝廷集权的，这种制度最适合农耕文明。它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兴修水利，抵御灾害，以及生产资料和工具的再分配都需要一个强力的朝廷。
而资笨主义需要的是小朝廷，这样才有空间演化出强大的资本利益团体。
所以集权的天朝根本不可能诞生出原生性的资笨主义。
当然，其中还有些其他原因。比如财政手段、金融业之类。
古人不知道经济危机是怎么回事。最早有记载的经济危机就发生在“文景之治”的时候。
表面上的繁荣富足，潜藏着的却是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扩大。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没看到隐患，反而不断的发动外战。功绩显赫的同时，朝廷财政却吃不消了。
西汉时期的商业繁荣与国家总体经济的发展并不总是同步的。
武帝解决方式就是“代田法”、收商业税、打击豪强、卖官鬻爵、货币改革、盐铁专卖等等。
着名的盐铁会议上，很多官员反对朝廷干预经济，反对实行盐铁专卖。但当被问到如果不执行国有化，战争开支从哪里出，国家财政怎么保障时，却又都无言以对。
“经济”一词本意就是经世济民。古代民本经济观着眼于安邦定国，以富民、养民为基础。
“富民”是天朝古代民本经济观的重要内容。富民就是要轻徭薄赋、藏富于民。
“养民”是天朝古代民本经济观的一个重要理念。这一理念在抵御自然灾害、备荒赈济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盐铁专卖”一出现，相当于“与民争利”。当然，这个民所指的是商人，并不是广义上的民众。
“算缗告缗”、“盐铁专卖”、“限民名田”等在当时看来褒贬不一的措施，用后世眼光来看就是国家干预经济进行财税体制改革。
那些改革有利于当时小农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经济，拖累了民间工商业的发展，让繁荣的商贸业发展一时陷入停滞。可以说是有利有弊。
汉武帝一方面改革制度，增强了国家的财政能力和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着重打击了残存于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从两个方面为王朝的稳定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当晚年出现流民动乱时，西汉王朝才能够度过危机。
通过国家机器来垄断原属于商人手中的利益，这正是后面天朝建立的大一统社会能够繁荣昌盛发展的原因。
然而直到最后一个皇帝被推翻，各代帝王将相也没有探索出能够解决国家机器和商品经济共同发展的方案。
因为当时的人不清楚经济危机的本质，只看到了市场商业过于繁荣带来的不稳定因素，所以历朝历代都对商业不友好，远不如欧洲。
天朝自古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集权专制是一个稳定而封闭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农为本便是避免社会动乱的根本。
所以，秦汉以来历代朝廷始终不渝地推行“重农抑商”的独特经济正策。小农经济自给性很强，保守、排他、同时具有顽强的再生能力。
在一个历来重农轻商，重生产轻分配，重传统轻创造这样的传统农业社会里，即便曾经出现过大规模商业和贸易，经济表现也不俗，但终究不存在资奔主义发展壮大的外部条件。
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权利、契约和法治意识是皇权专制的天敌，“资奔主义萌芽”在明清之际的夭折是必然的。
甚至到袁世凯复辟称帝，其中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天朝人被专制太久了，没有抿主思想，需要一个皇帝来带领。
再有就是金融机构的原因。
虽然类似钱庄、票号的金融机构早已经在天朝出现了，但是，它们并没有给商业环境带来特别大的改观。
没有商业银行，资奔家去哪融资贷款扩大经营生产？没有最基础的融资环节，哪有什么资笨主义萌芽？
晚明时期有少数“银行”从事贷款业务，不过规模很有限，而且都是高利贷，对于商业的发展微乎其微。
清朝的货币政策比大明稳健得多，因此商业银行才有可能发展起来，加之清中期稳定的国内环境，钱庄才能在各地开得起分号。
而且，明清大商人赚了钱后往往不是扩大再生产，而是买房买地。
在他们眼中，搞商业只是不入流的买卖，唯有土地才是真正的财富。
不过，这一点没啥可指责的。
即使是鹰国新贵族思想的代表弗朗西斯培根，也在他的着作《随笔集》中说出了土地才是财富的根本这样的话。
欧洲早期资奔家和新贵族同样对土地有着强烈的爱好，这一点和天朝商人地主没有任何区别。
好了，说到这里，已经讲清楚了为什么明清两代不可能自发性的进入资奔主义。总而言之，就是国情不同，体质不同。
甚至连所谓的“萌芽”都是不大靠谱的，表面看起来像，但本质上的区别太大了。
至于说鞑子入关后扼杀了明末以来的过渡趋势，自然也不对。
满清入主之初，甚至出现了向传统经济的倒退，例如重征商税，奉行海禁政策，限制民间自由开矿等等。
明后期李贽、王夫之和泰州学派的那一点微弱的启蒙思想也被完全压抑。
但是，与此对应的反而是经济的大发展，和一个富足强大胜过了前朝的“康乾盛世”。
如果对比明末和盛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家庭手工厂，如户数织机数等，就会发现其比例和人口的增加是同步的。当热，仅仅在于量的变化，而没有质的变化。
在清朝的前120年中，天朝四倍于欧洲的经济增长。而且增长速度也是全球第一。
很显然，这并不是由于清朝的“资奔主义”得到了大发展，而是天朝自身的传统经济模式在起作用。
至于闭关锁国——
想当初，列强们冠冕堂皇的说为了通商才不得不和大清开战，其实呢？
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亚当·斯密在着作中一直在批驳“行会”，“重商主义”，“贸易保护”等等。
因为当时的鹰国和之后的所有列强全部是在贸易保护中爬起来的。
而那些国家，在发达后无一例外全部高举“自由贸易”大旗，对“贸易保护”横加指责，一副“敢不自由贸易就要弄死你”的架势。
真就是“穷则贸易保护，达则自由贸易”。
虽然“闭关锁国”不对，但是当列强用武力砸开天朝的大门后，小农经济就濒临破产了。
人家从欧洲运来的布匹不但质量好，价格还低。怎么整？甚至人家千里迢迢运来的粮食都更便宜。
另外，白银可以说是大清的法定货币，但是大清本身并不能控制白银来源。你要完全放开口岸，欧洲海量的白银涌进来，那会带来什么影响？
殖民是血腥、野蛮、罪恶、泯灭人性的，这些是必然的。
没有殖民，就没有欧洲的大发展。
既然传统朝代都不能玩那一手，那李自成呢？
毕竟他要新建立的同样是一个皇权专制的大顺国。
区别在于，他的眼光长远一些。
他知道，马尔萨斯陷阱才是真正的血腥、野蛮、罪恶、泯灭人性的。
与其祸害本国子民，不如去殖民，那是对土着的血腥。相比之下，你更愿意选哪个？
当然，所谓“马尔萨斯陷阱”只是人们总结的规律，它没有思想和主观要求的。殖民可不是，制定这个正策的人和殖民者，他们要的就是抢劫和杀戮。
可是，不抢不杀怎么办？
内部矛盾如何化解？能完全依靠自循环解决一切矛盾吗？
欧洲那一票国家能够续命，完全是靠新大陆的发现让社会不稳定因素，比如鹰国李自成、发国张献忠那样的人成为了德雷克、克莱武那样的人。
不然他们早完了。
甚至可以明确地说，任何内卷严重的地区想搞所谓的资奔主义都必将遭遇失败。
因为资奔主义本身就是过去的封建主抛弃了对平民的责任，不择手段实施压榨的制度。
那些严重内卷地区的贫民本来就挣扎在生死线上，面对活不下去的压榨必然起来反抗。
北宋末期南方只是把新生儿溺死自行绝育，到了南宋初期可就出现了各路起义军。明末也一样。如果俺大明有一块新大陆，那些活不下去的人至少还可以过去拼一把。
汉武帝倒是发动了对外战争，可是他并没有拿回什么实质利益。抛开解除边患不提，其他方面完全是赔本的。
所以自古有什么穷兵黩武、好战必亡等说法。打仗是赔本买卖。
在汉武帝之前的班超算是有了些新意，完美的反内卷指南，从天天码字抄写文书的社畜到帝国“殖民地总督”。
只是西域还是穷了些，拿回来的好处不够多。
如果像葡萄芽那样，几百几千个人就征服了一片富裕的大陆，你能说他是“好战必亡”？人家赚的海了去了。不光不亡，反而越发强盛了。
好榜样！
所以，李自成怎么才能把大顺国治理好？怎么才能让人人都能吃饱，进而吃好？
内政措施当然要改革，但是有些规律和自然条件的限制是不好避免的。
比如通货膨胀，或许你可以想办法搞个蓄水池；比如通货紧缩，或许你可以用大放水来解决。
可是以当前条件，市场反馈是很慢的，等你发现了苗头，可能已经晚了。
还有就是土地承载力问题。天朝地盘虽然大，可适合农业生产的耕地可不够多。假如本土只留个五六千万人，那么平均每人少说可以拥有二十亩好田，足够吃了。
所以，大顺国解决内卷的最好方法——
杀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