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八六章 落入圈套的英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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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学西渐、西学东渐，和大部分文化交流一样，都必然有个问题：既有精华的交流，也有糟粕的交流，有时候又是精华和糟粕混杂一起的。
有句话叫想要某某，就会得到某某的一切，大抵也是差不多的。
徐圭和蒋友仁关于大顺这边特殊的天主教的讨论，便是如此。
不能说全是烂的，有些事朝廷不管，自会有人管。反动并不一定全是坏的，只是个中性的描述词。
均田归公之类的口号又不是第一次喊，连北派的儒家都有很多人试图恢复井田制，折中下来也是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
然而朝廷又不管，也无力管，这自然就给一些人留下了可乘之机。
天主教不经过华夏特色的魔改，很难传播开。毕竟华夏不是文化荒漠般的美洲和黑非洲，是有非常灿烂且深厚的本土文化的，激烈碰撞之后的妥协，当然会搞出许多奇葩的东西。
往回退是必然失败的。
但历史是不容假设的。
每一次简单的几个字可以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在大顺这种人口体量下能被记录为经验教训、此路不通的，估计至少也得波及几百万人口、死个大几十万人。
寻常一州一县几万人规模起义的事，根本连上史书的资格都没有。
问题就摆在这，朝廷想解决，理论上也不是不能解决。
但现实就是既没有钱、也没有能力、更没有手段解决。
况且岭南这事还不是简单的、非常传统的单纯的土地问题。而是新时代之下所出现的特有问题，之前是几乎没有过的。
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大地上也上演过一次，海运兴起导致的西域衰落，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并不是之前统治的核心区，最终的结果也就是西域的价值下降，明王朝对西域的兴趣不是太大了，已然是标准的赔钱货了。
这一次却发生在王朝的核心区，岭南如今当然是核心地区。而且还不只是农民问题，更牵扯到几十万因为贸易路线变更而失业的非农业人口。
这些问题，蒋友仁和徐圭都不知道，他们没有这样的视角，也没有去做一次社会调查。
蒋友仁只是试探着说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徐圭也对此非常支持，认为若以澳门为基地，在这里培养一些唐人传教士深入内地，的确是个好办法。
西洋人的模样会招致警惕，官府也容易出手抓住。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发展成多明我会在福建那般，当地百姓挖地窖誓死保护传教士的。
而这个想法的前提，恰恰就是澳门不能被大顺收回，继续作为一个窝点，远远不断地对内部进行侵蚀影响。
蒋友仁的视角里，澳门问题，关乎耶稣基督在大顺的未来。
自然，在经历了这一次被香山县令训斥之后，蒋友仁担心恐怕澳门不保。
是以，他觉得，无论如何，这一次最好的可能，也就是彻底和鸦片贩子、人口贸易割裂，只要能保住澳门，那些都是可以、或者说理应抛弃的。
保住澳门，是最高优先级。
这一点，他和澳门的议事会、军头、教会等，无可非议地达成了共识。
…………
与这些或是为了贸易、或是为了财富、或是为了传教等等目的，觉得无论如何要保留澳门的这些人不同。
英国东印度公司对澳门是否收回，毫不在意。
他们关心的，是另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这一次搜出的鸦片里，有半数是英国在印度那边弄的。
虽然搞了挺多形式上的东西，程序上似乎和英国东印度公司没有关系。
然而。
道理这东西，和国力息息相关。
若大顺国力弱到英国觉得劳师远征也能打的大顺满地找牙的程度，早就不废话派兵兴师问罪了：中国凭啥扣押我们的货船、凭啥没收合法的鸦片？
然而现在国力别说劳师远征来大顺，就算在印度打，英国也占不到便宜，这时候哪还敢扯这些话？
虽说程序上做了诸多的保险，又是让鸦片贩子写声明不会往中国卖、又是悄悄告诉鸦片贩子出了事是你们自己的事别把公司抖出来。
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全权代表法扎克莱，这个中国通却明白，这些东西，在大顺根本就是扯淡，毫无意义。
道理有个卵用？大顺这边正在大张旗鼓地组建对欧洲的贸易公司，显然大顺这边是借机生事，来限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嘛。
大顺得傻到什么程度，这时候讲什么程序正义，说此事确实和东印度公司无关？然后开开心心地让英国继续贸易，抢走自己人组建的西洋贸易公司的贸易份额？
况且主管此事的，在法扎克莱看来，还是大顺这边最狡诈、最阴险的官员。和傻，实在太远。
英国东印度公司当然不在意澳门，也不在意传教，不在意人口买卖，甚至可以弃军保帅暂时停下鸦片贸易。
然而，对华贸易却绝对不能被打击。
当年乔治·安森事件之后，都知道刘钰对英国有种不知理由的讨厌，甚至以至于有英国人怀疑过刘钰就是个隐藏的天主教徒，站在旧教的角度亲近法国。
法扎克莱当年在广州负责坑荷兰、法国、瑞典等国的东印度公司，掌握了颇多在大顺活动的基本技能。当年各国使节入京的时候，他也是力主多送礼，并且将一万多英镑的银子用在公关送礼上。
法扎克莱倒是认为刘钰是个秘密天主教徒的想法纯粹无稽之谈，但他知道刘钰对英国的态度可确实是不太好，还知道刘钰和法国人走的很近。
他的担忧，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伴随着松江府开埠，大顺为了便于管理，各国商馆总代理不能有的在澳门、有的在广州、有的在松江。再加上本身长江中下游利于贸易，英国商馆也早就签到了松江府的上海县。
按理说，审问，需要时间。
但实际上，福建教案是个意外突发情况，可鸦片问题是大顺这边早就盯上的，为的就是让中荷联合贸易公司今年在欧洲贸易上来个开门红。
是以，刘钰这边刚在前往澳门的途中，大顺从松江府大营里调集的军队就开进了上海和松江府，查封了松江府的商馆。
一则因为孩儿军在澳门那边的密探，早就抓到了英国人的把柄。
二则因为皇帝觉得，证据这东西，就根本不是问题。就算真的没有，孩儿军的手段也能整出英国人参与鸦片走私的证据。
在大顺，只存在皇帝想不想要证据，不存在找不找得到证据。甚至，国内的事，有时候并不需要证据，莫须有那都是给面子。
先扣住松江府的商船、查封商馆，至于证据以后再说。
在天津的英国公使，也赶忙来到了松江府，试图处理此事。
在和公使讨论这件事该怎么解决的时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法扎克莱并没有对大顺破口大骂，也没有大谈大顺这边的法律丝毫不讲证据。
而是对着英国国内的一些人，开启了口吐芬芳模式，而且骂的这些人，还都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些“文人”。
“丹尼尔·笛福，就是个写的。他唯一可以被称道的地方，就是创作了《鲁滨逊漂流记》。”
“作为一个作家，在界或许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
“但笛福懂个屁的商业和贸易？”
“笛福说，伴随着1700年的东方棉布禁止法案，伦敦、诺维奇、坎特伯雷的纺织工人失业现象消失了，重现了过去纺织业的繁荣。”
“然而，他根本不懂，商业和工业的发展，需要竞争！”
“那些懒惰的纺织工人，没有了印度和中国棉布的竞争，只会愈发懒散、并没有继续改进纺织技术的动力。”
“这样下去，英国的纺织业怎么能够进步？从长远看，废弃棉布禁止令，加大对东方棉布的进口，才能促进我们国家的纺织业的进步！”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笛福他收了那些纺织作坊主的钱！作为一个作家，用无耻的笔墨，损害了公司的利益，损害了正直的、从事商业的人民的合法利益！”
“这些写的作家，利用他们在公众中的知名度和话语权，收了政治献金后为他们幕后的主人摇唇鼓舌，严重干涉了国家政策的制定！”
“还有创作了《格列夫游记》的乔纳森·斯威夫特！他根本就是一个爱尔兰的独立分子，是个一直致力于削弱不列颠王国的托利党人！”
“他懂什么叫贸易？什么叫关税？他却利用自己的名望，反对茶叶关税的降低。公司没有给他钱，所以他不会为公司说半句好话！”
“他明显是法国的间谍，鼓吹和信奉的都是科尔贝尔的那一套本国替代计划。”
这些话，当然是当着英国驻华公使的面喷的。
喷的这些话，基本就是东印度公司这些年无与伦比的怨气。
这两个人，在英国有很大的话语权，因为他们是在审查法案之前就有大量读者的成名作家。在这个纸和笔的、信息没有去中心化的时代，这些掌握了话语权的人在民间拥有很大的力量。
虽然说，东印度公司理所当然也花钱雇人，比如雇佣了一些人撰写了《贸易论》、《论取缔关税对国家经济发展的益处》、《呢绒布与棉布之异同》等等文章。
但是，雇佣的这些人名望不够，根本没有取得极大的影响。
和后世一些人的错误认知不同，东印度公司在一开始，是标准的买办公司。
至少到现在为止，东印度公司都拒绝将英国纺织品带到中国，因为每年会给公司带来至少20万英镑的损失，还不如直接用白银买——白银外流，那是英国的事，不是东印度公司的事；被强制往中国运呢绒，损失的是东印度公司的利益。
公司要不是被政府逼着采买一部分呢绒，宁可空船来中国。
四年前东印度公司游说的议员，在国会上的发言，也是力争“取消棉布关税，增加竞争，才能促进国内纺织业进步。否则关税保护只能养一群不思进取的纺织业主和纺织工人”。
他们的理由，用的也恰恰是刘钰鼓吹的那一套：
【通过上述证据，我们可以清晰且直观地看到，因为东方棉布贸易，使得我们的亚麻布和呢绒的价格，下降了12%，使得人民获得了廉价的布料，提高了英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而伴随着1700东方棉布贸易禁止法令，我们可以通过数据看到，呢绒和亚麻布的价格明显提升，极大地损害了英国人民的利益，使得人民要为身上的衣服付出更多的先令。并且促成了伦敦、坎特伯雷等地的呢绒纺织业主不思进取的颓废，养活了太多的懒惰的工人。】
事实上，在英国有资格、有工业实力可以自由贸易、对外输出工业品的时候，很快就把东印度公司解散了。
想想也能知道，一个依靠“垄断东方商品特许经营权”的公司，怎么可能会是本国工业发展的助力？用屁股想也能知道，这是个阻碍——一个特许专营进口棉布的公司，会支持本国的纺织业？真当股东都是为国家之崛起而不求私利的圣人呢？
法扎克莱狂喷的笛福和斯威夫特，他们对舆论的引导，让东印度公司每年损失的贸易额超过400万英镑，1200万两白银。
至少。
这只是法扎克莱一个简单的最低估算。
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想借助这两个人——一个是死人、一个是爱尔兰人且为托利党还支持爱尔兰独立，都不可能站出来辩驳——来表达对英国政策的不满，并希望驻华公使能够将这些话转达给国内。
因为，很明显，大顺要借助鸦片问题，在大顺尝试开启主动欧洲贸易的时候，来打压东印度公司。
而大顺之所以打压而不是与东印度公司合作，其原因，在法扎克莱看来，就是因为英国有太多像笛福、斯威夫特这样想法的、鼓吹本国工业发展和本国工业替代的“误国”文人。
这是俩典型。
…………PS：历史上，东印度公司关于棉布贸易的争取，挺蛋疼的。雇人写的那些东西，也真是捡到鬼了，尤其是鼓吹棉布进口有益的那本《贸易论》，我感觉连初中生都难说服。买办公司花钱买枪手、搞游说，很正常。但水平着实次了点。
笛福有本关于中国的，叫《月球记事》，手法确实高超：里面的中国，科技强大、道德高尚、远超欧洲。但其实，都是因为月球文明的帮助——讽刺，这样的中国，得去月亮上找，现实里根本不存在。
这是很标准的英国式讽刺，不过最根本的目的，还是“借古讽今”，来反对当时欧洲打着“中国为什么这么强大是因为绝对君主制”的风气：嫌贫爱富，然后觉得一切都是制度原因导致的心态，古来有之。
他反对中国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他对东印度公司买办行为的愤恨，觉得英国应该发展自己的纺织业，自己的制瓷业。而且当时中国货代表着高大上……笛福的心态，我觉得非常容易理解，很常见朴素，稍微带入一下，外国货横行、本国货被人视作低端、审美趋向另一个文明，就能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八零后很容易感同身受。
东印度公司当然对他恨得牙根痒痒，历史上，笛福也凭借自己的影响力，三番五次试图推动“棉布彻底禁止进口”法令。东印度公司当时都快哭了，能不恨吗？
当然，历史上，这不是满清主观上的发展贸易导致的，而是千千万勤劳的织工、瓷工、采茶女等劳动人民打下的客观底子，坐在家里收钱都能收的笛福这样的人心态破防。
主观和客观一定要分清楚，劳动人民的功劳和腐朽统治者的功劳，一定要分清楚。
就像故事里的大顺一样，统治者知道个锤子的关税调控、保护本国工业？但问题是底子在那摆着，就算海关零关税，西洋的呢绒也卖不动啊，所以可以说大顺以高超的贸易手段，保护了本国纺织手工业的发展吗？
这就像是盛赞一个继承了亿万家产的人，盛赞他经商有道、目光敏锐一样。可问题是他哪怕是个白痴，一样也可以亿万家产啊。18世纪的中国，就是这样，哪怕是晋惠帝统治，也绝对是出口额第一、贸易无限顺差。真心的你上你也行、司马衷上都行，坐在家里等着欧洲人来送钱，需要啥能力啊？
东学西渐、西学东渐，和大部分文化交流一样，都必然有个问题：既有精华的交流，也有糟粕的交流，有时候又是精华和糟粕混杂一起的。
有句话叫想要某某，就会得到某某的一切，大抵也是差不多的。
徐圭和蒋友仁关于大顺这边特殊的天主教的讨论，便是如此。
不能说全是烂的，有些事朝廷不管，自会有人管。反动并不一定全是坏的，只是个中性的描述词。
均田归公之类的口号又不是第一次喊，连北派的儒家都有很多人试图恢复井田制，折中下来也是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
然而朝廷又不管，也无力管，这自然就给一些人留下了可乘之机。
天主教不经过华夏特色的魔改，很难传播开。毕竟华夏不是文化荒漠般的美洲和黑非洲，是有非常灿烂且深厚的本土文化的，激烈碰撞之后的妥协，当然会搞出许多奇葩的东西。
往回退是必然失败的。
但历史是不容假设的。
每一次简单的几个字可以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在大顺这种人口体量下能被记录为经验教训、此路不通的，估计至少也得波及几百万人口、死个大几十万人。
寻常一州一县几万人规模起义的事，根本连上史书的资格都没有。
问题就摆在这，朝廷想解决，理论上也不是不能解决。
但现实就是既没有钱、也没有能力、更没有手段解决。
况且岭南这事还不是简单的、非常传统的单纯的土地问题。而是新时代之下所出现的特有问题，之前是几乎没有过的。
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大地上也上演过一次，海运兴起导致的西域衰落，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并不是之前统治的核心区，最终的结果也就是西域的价值下降，明王朝对西域的兴趣不是太大了，已然是标准的赔钱货了。
这一次却发生在王朝的核心区，岭南如今当然是核心地区。而且还不只是农民问题，更牵扯到几十万因为贸易路线变更而失业的非农业人口。
这些问题，蒋友仁和徐圭都不知道，他们没有这样的视角，也没有去做一次社会调查。
蒋友仁只是试探着说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徐圭也对此非常支持，认为若以澳门为基地，在这里培养一些唐人传教士深入内地，的确是个好办法。
西洋人的模样会招致警惕，官府也容易出手抓住。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发展成多明我会在福建那般，当地百姓挖地窖誓死保护传教士的。
而这个想法的前提，恰恰就是澳门不能被大顺收回，继续作为一个窝点，远远不断地对内部进行侵蚀影响。
蒋友仁的视角里，澳门问题，关乎耶稣基督在大顺的未来。
自然，在经历了这一次被香山县令训斥之后，蒋友仁担心恐怕澳门不保。
是以，他觉得，无论如何，这一次最好的可能，也就是彻底和鸦片贩子、人口贸易割裂，只要能保住澳门，那些都是可以、或者说理应抛弃的。
保住澳门，是最高优先级。
这一点，他和澳门的议事会、军头、教会等，无可非议地达成了共识。
…………
与这些或是为了贸易、或是为了财富、或是为了传教等等目的，觉得无论如何要保留澳门的这些人不同。
英国东印度公司对澳门是否收回，毫不在意。
他们关心的，是另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这一次搜出的鸦片里，有半数是英国在印度那边弄的。
虽然搞了挺多形式上的东西，程序上似乎和英国东印度公司没有关系。
然而。
道理这东西，和国力息息相关。
若大顺国力弱到英国觉得劳师远征也能打的大顺满地找牙的程度，早就不废话派兵兴师问罪了：中国凭啥扣押我们的货船、凭啥没收合法的鸦片？
然而现在国力别说劳师远征来大顺，就算在印度打，英国也占不到便宜，这时候哪还敢扯这些话？
虽说程序上做了诸多的保险，又是让鸦片贩子写声明不会往中国卖、又是悄悄告诉鸦片贩子出了事是你们自己的事别把公司抖出来。
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全权代表法扎克莱，这个中国通却明白，这些东西，在大顺根本就是扯淡，毫无意义。
道理有个卵用？大顺这边正在大张旗鼓地组建对欧洲的贸易公司，显然大顺这边是借机生事，来限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嘛。
大顺得傻到什么程度，这时候讲什么程序正义，说此事确实和东印度公司无关？然后开开心心地让英国继续贸易，抢走自己人组建的西洋贸易公司的贸易份额？
况且主管此事的，在法扎克莱看来，还是大顺这边最狡诈、最阴险的官员。和傻，实在太远。
英国东印度公司当然不在意澳门，也不在意传教，不在意人口买卖，甚至可以弃军保帅暂时停下鸦片贸易。
然而，对华贸易却绝对不能被打击。
当年乔治·安森事件之后，都知道刘钰对英国有种不知理由的讨厌，甚至以至于有英国人怀疑过刘钰就是个隐藏的天主教徒，站在旧教的角度亲近法国。
法扎克莱当年在广州负责坑荷兰、法国、瑞典等国的东印度公司，掌握了颇多在大顺活动的基本技能。当年各国使节入京的时候，他也是力主多送礼，并且将一万多英镑的银子用在公关送礼上。
法扎克莱倒是认为刘钰是个秘密天主教徒的想法纯粹无稽之谈，但他知道刘钰对英国的态度可确实是不太好，还知道刘钰和法国人走的很近。
他的担忧，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伴随着松江府开埠，大顺为了便于管理，各国商馆总代理不能有的在澳门、有的在广州、有的在松江。再加上本身长江中下游利于贸易，英国商馆也早就签到了松江府的上海县。
按理说，审问，需要时间。
但实际上，福建教案是个意外突发情况，可鸦片问题是大顺这边早就盯上的，为的就是让中荷联合贸易公司今年在欧洲贸易上来个开门红。
是以，刘钰这边刚在前往澳门的途中，大顺从松江府大营里调集的军队就开进了上海和松江府，查封了松江府的商馆。
一则因为孩儿军在澳门那边的密探，早就抓到了英国人的把柄。
二则因为皇帝觉得，证据这东西，就根本不是问题。就算真的没有，孩儿军的手段也能整出英国人参与鸦片走私的证据。
在大顺，只存在皇帝想不想要证据，不存在找不找得到证据。甚至，国内的事，有时候并不需要证据，莫须有那都是给面子。
先扣住松江府的商船、查封商馆，至于证据以后再说。
在天津的英国公使，也赶忙来到了松江府，试图处理此事。
在和公使讨论这件事该怎么解决的时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法扎克莱并没有对大顺破口大骂，也没有大谈大顺这边的法律丝毫不讲证据。
而是对着英国国内的一些人，开启了口吐芬芳模式，而且骂的这些人，还都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些“文人”。
“丹尼尔·笛福，就是个写的。他唯一可以被称道的地方，就是创作了《鲁滨逊漂流记》。”
“作为一个作家，在界或许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
“但笛福懂个屁的商业和贸易？”
“笛福说，伴随着1700年的东方棉布禁止法案，伦敦、诺维奇、坎特伯雷的纺织工人失业现象消失了，重现了过去纺织业的繁荣。”
“然而，他根本不懂，商业和工业的发展，需要竞争！”
“那些懒惰的纺织工人，没有了印度和中国棉布的竞争，只会愈发懒散、并没有继续改进纺织技术的动力。”
“这样下去，英国的纺织业怎么能够进步？从长远看，废弃棉布禁止令，加大对东方棉布的进口，才能促进我们国家的纺织业的进步！”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笛福他收了那些纺织作坊主的钱！作为一个作家，用无耻的笔墨，损害了公司的利益，损害了正直的、从事商业的人民的合法利益！”
“这些写的作家，利用他们在公众中的知名度和话语权，收了政治献金后为他们幕后的主人摇唇鼓舌，严重干涉了国家政策的制定！”
“还有创作了《格列夫游记》的乔纳森·斯威夫特！他根本就是一个爱尔兰的独立分子，是个一直致力于削弱不列颠王国的托利党人！”
“他懂什么叫贸易？什么叫关税？他却利用自己的名望，反对茶叶关税的降低。公司没有给他钱，所以他不会为公司说半句好话！”
“他明显是法国的间谍，鼓吹和信奉的都是科尔贝尔的那一套本国替代计划。”
这些话，当然是当着英国驻华公使的面喷的。
喷的这些话，基本就是东印度公司这些年无与伦比的怨气。
这两个人，在英国有很大的话语权，因为他们是在审查法案之前就有大量读者的成名作家。在这个纸和笔的、信息没有去中心化的时代，这些掌握了话语权的人在民间拥有很大的力量。
虽然说，东印度公司理所当然也花钱雇人，比如雇佣了一些人撰写了《贸易论》、《论取缔关税对国家经济发展的益处》、《呢绒布与棉布之异同》等等文章。
但是，雇佣的这些人名望不够，根本没有取得极大的影响。
和后世一些人的错误认知不同，东印度公司在一开始，是标准的买办公司。
至少到现在为止，东印度公司都拒绝将英国纺织品带到中国，因为每年会给公司带来至少20万英镑的损失，还不如直接用白银买——白银外流，那是英国的事，不是东印度公司的事；被强制往中国运呢绒，损失的是东印度公司的利益。
公司要不是被政府逼着采买一部分呢绒，宁可空船来中国。
四年前东印度公司游说的议员，在国会上的发言，也是力争“取消棉布关税，增加竞争，才能促进国内纺织业进步。否则关税保护只能养一群不思进取的纺织业主和纺织工人”。
他们的理由，用的也恰恰是刘钰鼓吹的那一套：
【通过上述证据，我们可以清晰且直观地看到，因为东方棉布贸易，使得我们的亚麻布和呢绒的价格，下降了12%，使得人民获得了廉价的布料，提高了英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而伴随着1700东方棉布贸易禁止法令，我们可以通过数据看到，呢绒和亚麻布的价格明显提升，极大地损害了英国人民的利益，使得人民要为身上的衣服付出更多的先令。并且促成了伦敦、坎特伯雷等地的呢绒纺织业主不思进取的颓废，养活了太多的懒惰的工人。】
事实上，在英国有资格、有工业实力可以自由贸易、对外输出工业品的时候，很快就把东印度公司解散了。
想想也能知道，一个依靠“垄断东方商品特许经营权”的公司，怎么可能会是本国工业发展的助力？用屁股想也能知道，这是个阻碍——一个特许专营进口棉布的公司，会支持本国的纺织业？真当股东都是为国家之崛起而不求私利的圣人呢？
法扎克莱狂喷的笛福和斯威夫特，他们对舆论的引导，让东印度公司每年损失的贸易额超过400万英镑，1200万两白银。
至少。
这只是法扎克莱一个简单的最低估算。
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想借助这两个人——一个是死人、一个是爱尔兰人且为托利党还支持爱尔兰独立，都不可能站出来辩驳——来表达对英国政策的不满，并希望驻华公使能够将这些话转达给国内。
因为，很明显，大顺要借助鸦片问题，在大顺尝试开启主动欧洲贸易的时候，来打压东印度公司。
而大顺之所以打压而不是与东印度公司合作，其原因，在法扎克莱看来，就是因为英国有太多像笛福、斯威夫特这样想法的、鼓吹本国工业发展和本国工业替代的“误国”文人。
这是俩典型。
…………PS：历史上，东印度公司关于棉布贸易的争取，挺蛋疼的。雇人写的那些东西，也真是捡到鬼了，尤其是鼓吹棉布进口有益的那本《贸易论》，我感觉连初中生都难说服。买办公司花钱买枪手、搞游说，很正常。但水平着实次了点。
笛福有本关于中国的，叫《月球记事》，手法确实高超：里面的中国，科技强大、道德高尚、远超欧洲。但其实，都是因为月球文明的帮助——讽刺，这样的中国，得去月亮上找，现实里根本不存在。
这是很标准的英国式讽刺，不过最根本的目的，还是“借古讽今”，来反对当时欧洲打着“中国为什么这么强大是因为绝对君主制”的风气：嫌贫爱富，然后觉得一切都是制度原因导致的心态，古来有之。
他反对中国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他对东印度公司买办行为的愤恨，觉得英国应该发展自己的纺织业，自己的制瓷业。而且当时中国货代表着高大上……笛福的心态，我觉得非常容易理解，很常见朴素，稍微带入一下，外国货横行、本国货被人视作低端、审美趋向另一个文明，就能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八零后很容易感同身受。
东印度公司当然对他恨得牙根痒痒，历史上，笛福也凭借自己的影响力，三番五次试图推动“棉布彻底禁止进口”法令。东印度公司当时都快哭了，能不恨吗？
当然，历史上，这不是满清主观上的发展贸易导致的，而是千千万勤劳的织工、瓷工、采茶女等劳动人民打下的客观底子，坐在家里收钱都能收的笛福这样的人心态破防。
主观和客观一定要分清楚，劳动人民的功劳和腐朽统治者的功劳，一定要分清楚。
就像故事里的大顺一样，统治者知道个锤子的关税调控、保护本国工业？但问题是底子在那摆着，就算海关零关税，西洋的呢绒也卖不动啊，所以可以说大顺以高超的贸易手段，保护了本国纺织手工业的发展吗？
这就像是盛赞一个继承了亿万家产的人，盛赞他经商有道、目光敏锐一样。可问题是他哪怕是个白痴，一样也可以亿万家产啊。18世纪的中国，就是这样，哪怕是晋惠帝统治，也绝对是出口额第一、贸易无限顺差。真心的你上你也行、司马衷上都行，坐在家里等着欧洲人来送钱，需要啥能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