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五二章 短暂当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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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顺1730
皇帝这是提前准备了个台阶。
真要是到时候不治，便不是皇帝不爱惜黄淮百姓反倒爱惜三千万两白银，而是计划不够周密未必能够实施。
一众官员也听出来了，心道这事能不能成还得另说呢。
皇帝找完了台阶，就叫众人散了。
自己只带着近侍，沿着河堤漫步，四周都是持枪的卫兵，控制各处道路。
刘钰回了住处，这一次南巡，皇帝特恩随扈的王公大臣携带家眷，亦一起看看江南风光。
田贞仪这时候正在皇后那边，她们这些女人每天都要去皇后那随侍，估摸着还没到点，应该还没回来。
前脚刚回住处，后脚皇帝身边的近侍就来了。
“国公，陛下要国公过去，一起沿河堤行走，且观这黄淮水。另叫国公带着纸笔账目。至于什么账目，陛下也不曾与我说，只说我一说，国公自然明白。”
刘钰心说自然是关于钱的问题，应道：“知道了。陛下只召我一人？”
“陛下还召见了廖大人。自是关乎治淮一事。车马就在门口，国公还是快些将那些账目之类准备好，这就过去吧。”
“是了。”
翻出一个箱子，将箱子递过去，自有人提着。
一路到了河堤处，皇帝还在那看水发呆，水利官员廖寒辉站在身后数尺之外的地方，也不说话。
待刘钰到了，皇帝没有立刻提治淮的事，而是对着河水发了发感慨。
“前朝武宗，曾游江南，据说是在此落水，染上了重病。回京之后不治而亡。”
“算起来，当年武宗接见葡萄牙使团，更留通译火者亚三在身边。这正德皇帝，也算是做天子里，最早懂拉丁语系的那个吧。”
“当时葡萄牙人已经入了南洋，按说这火者亚三也是在马六甲见识过葡萄牙火器的。你说，当初正德皇帝知不知道西洋火器犀利？”
“朕觉得，正德皇帝既有亲征之举，必是知兵的。火者亚三能得恩庇，便说为了投其所好，也该多说军事才对啊。”
“其时史载，便有巡海官员言：葡萄牙火铳之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按说，应该是知道的吧？”
正德年间的事，距今已经二百多年了。过去的都已成了历史，正德皇帝大概就是在这附近落水的？
刘钰也看了看河水，听皇帝这么问，便道：“莫说过去的事，便是现在，人心又哪里能猜出来呢？若想赞正德皇帝，或可说其学习葡萄牙语，正是为了南洋、为了火器。只是，落水染病，终究没做，对他反倒是好事了。”
“毕竟，若是没做，便叫人遐想无限，多半想，若是其活着、做了、该如何如何。”
“太宗皇帝昔日与集贤会田兵会师于罗霄山时，曾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属于每个人，却只有一次。要抓紧时间赶快去做要做的事，因为一场莫名其妙的疾病，或者一个意外的悲惨，都会使生命中断。是以百年太久，只争朝夕。”
这话虽然是太宗皇帝说的一些“稀奇古怪”的话的一部分，但真要是想要整刘钰的话，这话就可以定性为“诅咒天子”。
不过皇帝这时候一点都不想整刘钰，听到的自然就是刘钰劝谏他“别磨磨唧唧，趁着壮年，赶紧多干点事”的意思。
皇帝只笑了笑，看着涛涛河水，也念了一段诗词，只有一二句。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昔年秦王献忠身死，太宗皇帝与令祖入川，见雪山豪迈，乃做此词。今日伫足清江浦，见黄淮事，才明白其中真意。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评说？”
这也是为数不多的李过抄的诗词，不过这诗词还是被改动了的，全篇真能拿出来的，也就剩下这么一句了。
和原作相比，其改动的部分，单从立意上说，也算是挺巧妙的。
前半阙，并没有飞起玉龙三百万，惹得周天寒彻这样的句子，而是化成了一些褒赞的句子。
立意就非常容易懂了。
借雪山代指大明朝：人或为鱼鳖前面那句，是褒奖。
借指昔年驱鞑虏、安天下，何等豪情何等正义？到明末大起义的时候，却夏日消溶，乃至万民竟成鱼鳖。
前者为功、后者为罪。
大明这从生到死的功过，谁来评说？
只不过立意虽合适，奈何文笔比之玉龙三百万的原句，实在拉胯，是以如今也就只有这么皇帝念得这么一句流传颇广。
文辞虽差，不好流传，但这立意用在大顺身上，却也依旧合适。
昔年也是驱鞑虏、保天下、起义兵，何等豪情何等正义？
安知日后会不会也夏日消溶，人为鱼鳖？
眼下现实，更和鱼鳖相距极近。
黄河河道已经高出这么多了、洪泽湖的水位也已经高到全苏北苏南的人都编出来顺口溜，认为哪天要是堤坝垮了，扬州就看不见了。
可治水，怕真不是那么简单。
万一治不好，治成三易回河的惨剧，似乎反倒不如不治。皇帝担心，自己将来和赵宋那几位的名声并列，自己想的是汉武唐宗，要真是和那几位并列，只怕是真能从坟里气活过来的。
廖寒辉的治水道理，听起来是可行的，秉持的也绝对是禹圣“堵不如疏”的原则。
宋朝时候，李垂作《导河形胜书》，秉持的也是这样的原则——现在黄河之所以决口，主要是因为下游河道出海不畅，既然一条河道不畅，那干脆一口气给黄河挖个五六条河道出海，这样一方面能减轻故道的出海压力，一面还能做水利设施，顺便还可以当军事设施。
道理好像是没问题的，而且也绝对和三易回河的事扯不上干系。
因为这理论一看，就是为了不变道。否则的话，挖那么多入海口干啥？
最终三易回河，还是因为黄河河道决口了，便准备顺便把黄河治了。
三易回河，这和康不怠说的让刘钰“君子远庖厨”的黄淮计划其实有些类似。利用黄河决口的天灾，顺便改变黄河的走向，堵口子的时候人为干涉，走山东不走江苏。
而廖寒辉的通淮计划，则更类似于李垂的《导河形胜书》。
认为淮河的水都憋在洪泽湖，不如挖开入海口，让淮河通畅，这样上游中游就不至一发水灾就决口，顺便还能做水利设施灌溉。
当年李垂的想法影响颇大，但最终束之高阁。
总结原因，就俩字。
没钱。
折腾不起。
大顺有钱吗？
如果只看天朝内的赋税，大顺其实也没钱。
十亿亩土地，一年加上盐税之类，才三千万两，实在是可怜。
可大顺的税收潜力已经被挖掘的差不多了，朝廷一年收三千万两，下面的摊派力役之类加起来，不敢说多，但一二亿两肯定是有的。
地主是不是中间商，这是阶级思维。
就算刨除掉这种阶级思维，胥吏地方官这种纯粹治国术意义上的中间商，也吃干净了大顺的税收潜力。
三千万两看着多，但实际上，若折算成实物税，算上白银涌入的通货膨胀，其实也就和元末明初朱元璋时代差不多。
而且那时候还是军户制，大顺的良家子算是高级一点的军户，但朝廷手里捏着的二十万野战线列兵、一支亚洲第一的舰队，这也是巨大的支出。
也就是这些年拓展了海外贸易，堪堪让皇帝手里有了几个子儿，这才能敢去想着折腾折腾。
但皇帝此时的心境也是相当矛盾和复杂。
嘴里念了两句诗，考虑千秋功过，谁人评说。
这千秋功过，也要从两方面看。
李淦自己说，自己不是鸵鸟。
既然不是鸵鸟，廖寒辉把话说的这么明白了：现在不管，一切照旧，指不定哪天就“高邮扬州不见面”了。
以前可以说，哎呀我不知道。
现在说明白了，再说不知道，那就是鸵鸟了。
当鸵鸟，将来出了事，后人怎么评说？
往前说，大顺之前确实没能力。修养生息、犁庭扫穴、移民辽东、稳定局势，一直到李淦去打罗刹人开始，才证明这些年的休养生息缓过来了。
往后说，历朝历代，最有能力干一番大事的时间段，也就是立国百年左右的时候。
之前的一切还没有完全朽烂、之后的各种矛盾还没有彻底迸发，过了百年之后，大顺会不会乱那都难说。
本身李淦又是一个极端自负的人，觉得自己老牛批了，绝对比儿子牛批，自己要是干不成的事，儿子将来也肯定干不成。
自己最好学学唐太宗征高句丽，把那些可能的危机祸乱在儿子上位之前都解决了，不能指望自己的儿子也有李治那样的水平。
那么，现在不能装鸵鸟了，如果还不治理淮河，将来有一天轰的一声，洪泽湖垮了，黄淮彻底毁了，后人该怎么评说他？
这是一点。
再一个，就是即便要做，事情能不能做好？
花一堆钱，也把淮河修了，也五分入海五分入江了。
结果修完之后，一场大雨，比没修之前还惨……
日后后人会怎么评价他？
届时把他和赵宋那几位并列，李淦内心着实是不甘心。
甚至再狠一点。
拿着下扬州、修河渠、改官制、办新学、四方征战这些事。
影射他也就是个运气好点，赶上了火器时代、海上贸易时代的杨广呢？
“千秋功罪，千秋功罪……”
皇帝望着河水，喃喃自语。
许久，忽然问了一个把廖寒辉和身边近侍全都吓了个半死的问题。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朕若是现在死了，日后评价如何？”
唯独刘钰心里暗道，得，好好的政治动物不当，又犯了“是个人”的大病了。
，新顺1730
皇帝这是提前准备了个台阶。
真要是到时候不治，便不是皇帝不爱惜黄淮百姓反倒爱惜三千万两白银，而是计划不够周密未必能够实施。
一众官员也听出来了，心道这事能不能成还得另说呢。
皇帝找完了台阶，就叫众人散了。
自己只带着近侍，沿着河堤漫步，四周都是持枪的卫兵，控制各处道路。
刘钰回了住处，这一次南巡，皇帝特恩随扈的王公大臣携带家眷，亦一起看看江南风光。
田贞仪这时候正在皇后那边，她们这些女人每天都要去皇后那随侍，估摸着还没到点，应该还没回来。
前脚刚回住处，后脚皇帝身边的近侍就来了。
“国公，陛下要国公过去，一起沿河堤行走，且观这黄淮水。另叫国公带着纸笔账目。至于什么账目，陛下也不曾与我说，只说我一说，国公自然明白。”
刘钰心说自然是关于钱的问题，应道：“知道了。陛下只召我一人？”
“陛下还召见了廖大人。自是关乎治淮一事。车马就在门口，国公还是快些将那些账目之类准备好，这就过去吧。”
“是了。”
翻出一个箱子，将箱子递过去，自有人提着。
一路到了河堤处，皇帝还在那看水发呆，水利官员廖寒辉站在身后数尺之外的地方，也不说话。
待刘钰到了，皇帝没有立刻提治淮的事，而是对着河水发了发感慨。
“前朝武宗，曾游江南，据说是在此落水，染上了重病。回京之后不治而亡。”
“算起来，当年武宗接见葡萄牙使团，更留通译火者亚三在身边。这正德皇帝，也算是做天子里，最早懂拉丁语系的那个吧。”
“当时葡萄牙人已经入了南洋，按说这火者亚三也是在马六甲见识过葡萄牙火器的。你说，当初正德皇帝知不知道西洋火器犀利？”
“朕觉得，正德皇帝既有亲征之举，必是知兵的。火者亚三能得恩庇，便说为了投其所好，也该多说军事才对啊。”
“其时史载，便有巡海官员言：葡萄牙火铳之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按说，应该是知道的吧？”
正德年间的事，距今已经二百多年了。过去的都已成了历史，正德皇帝大概就是在这附近落水的？
刘钰也看了看河水，听皇帝这么问，便道：“莫说过去的事，便是现在，人心又哪里能猜出来呢？若想赞正德皇帝，或可说其学习葡萄牙语，正是为了南洋、为了火器。只是，落水染病，终究没做，对他反倒是好事了。”
“毕竟，若是没做，便叫人遐想无限，多半想，若是其活着、做了、该如何如何。”
“太宗皇帝昔日与集贤会田兵会师于罗霄山时，曾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属于每个人，却只有一次。要抓紧时间赶快去做要做的事，因为一场莫名其妙的疾病，或者一个意外的悲惨，都会使生命中断。是以百年太久，只争朝夕。”
这话虽然是太宗皇帝说的一些“稀奇古怪”的话的一部分，但真要是想要整刘钰的话，这话就可以定性为“诅咒天子”。
不过皇帝这时候一点都不想整刘钰，听到的自然就是刘钰劝谏他“别磨磨唧唧，趁着壮年，赶紧多干点事”的意思。
皇帝只笑了笑，看着涛涛河水，也念了一段诗词，只有一二句。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昔年秦王献忠身死，太宗皇帝与令祖入川，见雪山豪迈，乃做此词。今日伫足清江浦，见黄淮事，才明白其中真意。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评说？”
这也是为数不多的李过抄的诗词，不过这诗词还是被改动了的，全篇真能拿出来的，也就剩下这么一句了。
和原作相比，其改动的部分，单从立意上说，也算是挺巧妙的。
前半阙，并没有飞起玉龙三百万，惹得周天寒彻这样的句子，而是化成了一些褒赞的句子。
立意就非常容易懂了。
借雪山代指大明朝：人或为鱼鳖前面那句，是褒奖。
借指昔年驱鞑虏、安天下，何等豪情何等正义？到明末大起义的时候，却夏日消溶，乃至万民竟成鱼鳖。
前者为功、后者为罪。
大明这从生到死的功过，谁来评说？
只不过立意虽合适，奈何文笔比之玉龙三百万的原句，实在拉胯，是以如今也就只有这么皇帝念得这么一句流传颇广。
文辞虽差，不好流传，但这立意用在大顺身上，却也依旧合适。
昔年也是驱鞑虏、保天下、起义兵，何等豪情何等正义？
安知日后会不会也夏日消溶，人为鱼鳖？
眼下现实，更和鱼鳖相距极近。
黄河河道已经高出这么多了、洪泽湖的水位也已经高到全苏北苏南的人都编出来顺口溜，认为哪天要是堤坝垮了，扬州就看不见了。
可治水，怕真不是那么简单。
万一治不好，治成三易回河的惨剧，似乎反倒不如不治。皇帝担心，自己将来和赵宋那几位的名声并列，自己想的是汉武唐宗，要真是和那几位并列，只怕是真能从坟里气活过来的。
廖寒辉的治水道理，听起来是可行的，秉持的也绝对是禹圣“堵不如疏”的原则。
宋朝时候，李垂作《导河形胜书》，秉持的也是这样的原则——现在黄河之所以决口，主要是因为下游河道出海不畅，既然一条河道不畅，那干脆一口气给黄河挖个五六条河道出海，这样一方面能减轻故道的出海压力，一面还能做水利设施，顺便还可以当军事设施。
道理好像是没问题的，而且也绝对和三易回河的事扯不上干系。
因为这理论一看，就是为了不变道。否则的话，挖那么多入海口干啥？
最终三易回河，还是因为黄河河道决口了，便准备顺便把黄河治了。
三易回河，这和康不怠说的让刘钰“君子远庖厨”的黄淮计划其实有些类似。利用黄河决口的天灾，顺便改变黄河的走向，堵口子的时候人为干涉，走山东不走江苏。
而廖寒辉的通淮计划，则更类似于李垂的《导河形胜书》。
认为淮河的水都憋在洪泽湖，不如挖开入海口，让淮河通畅，这样上游中游就不至一发水灾就决口，顺便还能做水利设施灌溉。
当年李垂的想法影响颇大，但最终束之高阁。
总结原因，就俩字。
没钱。
折腾不起。
大顺有钱吗？
如果只看天朝内的赋税，大顺其实也没钱。
十亿亩土地，一年加上盐税之类，才三千万两，实在是可怜。
可大顺的税收潜力已经被挖掘的差不多了，朝廷一年收三千万两，下面的摊派力役之类加起来，不敢说多，但一二亿两肯定是有的。
地主是不是中间商，这是阶级思维。
就算刨除掉这种阶级思维，胥吏地方官这种纯粹治国术意义上的中间商，也吃干净了大顺的税收潜力。
三千万两看着多，但实际上，若折算成实物税，算上白银涌入的通货膨胀，其实也就和元末明初朱元璋时代差不多。
而且那时候还是军户制，大顺的良家子算是高级一点的军户，但朝廷手里捏着的二十万野战线列兵、一支亚洲第一的舰队，这也是巨大的支出。
也就是这些年拓展了海外贸易，堪堪让皇帝手里有了几个子儿，这才能敢去想着折腾折腾。
但皇帝此时的心境也是相当矛盾和复杂。
嘴里念了两句诗，考虑千秋功过，谁人评说。
这千秋功过，也要从两方面看。
李淦自己说，自己不是鸵鸟。
既然不是鸵鸟，廖寒辉把话说的这么明白了：现在不管，一切照旧，指不定哪天就“高邮扬州不见面”了。
以前可以说，哎呀我不知道。
现在说明白了，再说不知道，那就是鸵鸟了。
当鸵鸟，将来出了事，后人怎么评说？
往前说，大顺之前确实没能力。修养生息、犁庭扫穴、移民辽东、稳定局势，一直到李淦去打罗刹人开始，才证明这些年的休养生息缓过来了。
往后说，历朝历代，最有能力干一番大事的时间段，也就是立国百年左右的时候。
之前的一切还没有完全朽烂、之后的各种矛盾还没有彻底迸发，过了百年之后，大顺会不会乱那都难说。
本身李淦又是一个极端自负的人，觉得自己老牛批了，绝对比儿子牛批，自己要是干不成的事，儿子将来也肯定干不成。
自己最好学学唐太宗征高句丽，把那些可能的危机祸乱在儿子上位之前都解决了，不能指望自己的儿子也有李治那样的水平。
那么，现在不能装鸵鸟了，如果还不治理淮河，将来有一天轰的一声，洪泽湖垮了，黄淮彻底毁了，后人该怎么评说他？
这是一点。
再一个，就是即便要做，事情能不能做好？
花一堆钱，也把淮河修了，也五分入海五分入江了。
结果修完之后，一场大雨，比没修之前还惨……
日后后人会怎么评价他？
届时把他和赵宋那几位并列，李淦内心着实是不甘心。
甚至再狠一点。
拿着下扬州、修河渠、改官制、办新学、四方征战这些事。
影射他也就是个运气好点，赶上了火器时代、海上贸易时代的杨广呢？
“千秋功罪，千秋功罪……”
皇帝望着河水，喃喃自语。
许久，忽然问了一个把廖寒辉和身边近侍全都吓了个半死的问题。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朕若是现在死了，日后评价如何？”
唯独刘钰心里暗道，得，好好的政治动物不当，又犯了“是个人”的大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