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当行不等于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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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拱又做了那个奇怪的、有关大海的梦。所不同的是,这次,说不清是被巨大的风力所驱使,还是他有意为之,总之,他紧紧跟在那架高大的车轮后面,随着车轮的滚动向前狂奔。到处是险滩陷阱、峻岭荆棘,车轮却照样向前滚动,而他则深一脚浅一脚,时而跌倒在地,爬起来,再继续追赶,气喘吁吁……
不过,这次,高拱远不像第一次做这个梦时感到惊异,反而觉得是某种暗示,虽则梦境中跌跌撞撞的奔跑累得汗水湿透了夹被,醒来后却感到身心清爽了许多。
今年的气候有些怪异,立夏不过半个来月就闷热起来,像是进了三伏天,令人烦躁。高拱进得西苑,就直奔徐阶的直庐。刚到首门,书办姚旷就迎了出来,满脸笑意却甚是为难地说:“高阁老,元翁正在批阅文牍,吩咐下来……”
高拱一扬手:“我到花厅候着。”
姚旷也不敢让堂堂的阁老到茶室等候,只得放行,随高拱进了花厅,轻手轻脚地伺候茶水。
高拱在花厅坐定,闭目梳理自己的思路。
自从接到入阁的诏旨,高拱就一直在想,当拿出实招,改变时下一意维持的局面。南倭北虏乃国朝大患,当国者多年来皆无良策,他很想就此有所作为。但朝廷御虏之策已隐然定型,昨日甫到阁办事就差一点为此和徐阶闹翻,不得不暂且搁置。对南倭,往常他关注相对少些,但也查阅过不少故牍《邸报》,大体知晓来龙去脉,又从邵大侠那里得到不少启发,渐渐有了些新想法。昨天,看到珊娘所赠珊瑚串珠,高拱已会其意;而福建巡抚涂泽民的投书,则坚定了他以此为突破口的信心,也不由生出些许紧迫感。是以今日一大早,就径来谒见徐阶,欲向他陈述己见,以便早日定策。
“来人——”约莫过了一刻钟工夫,里间传来徐阶的声音。
姚旷忙从门外跑过去,徐阶吩咐:“请李阁老来。”
姚旷领命而去,高拱借机起身走进内室:“拜见元翁!”他施礼道。
“喔,是新郑啊!”徐阶起身相迎,“新郑不必多礼,同僚间,怎说拜见?呵呵呵!”说着,走过来拉住高拱的袍袖,与他一同到书案对过隔几并坐,以关切的语气说,“新郑五十开外了,无有子嗣,终是憾事!家事,也是要办妥的嘛,呵呵呵!”
“多谢元翁美意。不瞒元翁说,我与元翁弟子张叔大言,相天下者无己;在谢恩疏里也发誓国而忘家,此皆非虚应故事之言。”高拱诚恳地说,“故子嗣一事,已不挂在心间矣!”说着,从袖中掏出一函,“元翁,此为福建巡抚涂泽民写来的,敢请元翁过目。”
徐阶既没有夸赞高拱,也没有展读书函,而是长叹一声,意味深长地说:“新郑,吾老矣!”
高拱怔住了,良久才道:“元翁何出此言?”
他不知道,适才他所谓“相天下者无己”和“国而忘家”的说辞,自以为是在表达赤心为国的决心,殊不知,在徐阶看来,这分明是摆出一副肩荷社稷、以天下为己任的姿态。而这,正是徐阶所忌惮的。
徐阶一笑,并不解释:“呵呵,老夫二更即起披览文稿,老眼昏花了。”他把书函还于高拱,“新郑,涂巡抚书中说些什么?”
“涂泽民说,所谓倭寇,十之八九为我朝海商,沿海已呈民寇一家之势。”高拱把来书中自己印象最深的话先说出来,作为铺垫,随即概括说出涂泽民的观点,“涂巡抚言,绝倭患,非剿所能奏其效,时下虽经力剿而暂平一时,若无根本之策随即跟进,则所谓倭患不旋踵必再起。根本之策者,开海禁也!他欲上本提此议,因我与他乃同年,故特修书试探朝廷风向如何。”
士林风气,同科进士互称同年。
徐阶悠然地捋着胡须,面无表情地问:“新郑以为,此策可行否?”
“元翁,国朝南北两欺久矣!公帑、兵力消耗甚大,皇上宵旰所忧,天下百姓苦之,”高拱情绪激动地说,“一旦开海禁、绝倭患,则可集中精力对付北虏,南北两欺之局当可解之,此其一。自海瑞上疏,皇上深受刺激,也有振作以新治理之愿,吾辈辅佐皇上,当为之画策促成。而开海禁乃大举措,东南绅民必为之额手称庆,正是新人耳目之举。是故,开海禁,上可遂皇上新治理之愿,下可振绅民新气象之心,此其二。”
“当行,不等于可行!”徐阶笑着说,“祖制煌煌,国策久定,贸然更张,势必人言籍籍,物议腾天,此其一。圣躬违和,务求清静,岂可以此再添纷扰?此其二。”他侧过脸来,看着高拱,语甚和蔼地说,“新郑求治之心,老夫能不体谅?蔽邑松江,倭患尤烈,究根溯源,岂不晓乃海禁所致?开海禁,亦是老夫私愿。然则,我辈在政府,平章天下事,当以皇上为念;便是宜行之政,亦要把握时机,徐图缓进,所谓欲速则不达。请新郑酌之。”
高拱原以为,徐阶家乡在松江,深受海禁之苦,开海禁当能求得他的谅解,没料到徐阶会说出这番话,不觉火起,脖子一梗道:“皇上受海瑞上疏刺激,屡屡表达新治理之愿,政府焉能漫无区处、无所作为?”
昨日御虏之策被徐阶变相否决,今日开海禁之议又被他断然拒绝,而且照徐阶的说辞,时下最好甚事也别做,这让高拱感到难以接受,也顾不得礼貌,顶了他一句。
徐阶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高拱。自当国以来,内阁里还没有人对他如此说话,不意高拱甫入阁,就出言顶撞,这让他深感难堪。但他藏而不露,反而笑着说:“呵呵,老夫尚未来得及与安阳、新郑二公商榷治道,也难怪新郑误会。”顿了顿,又说,“新郑,治国之道,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吾闻新郑颇有移风俗之念,此与老夫甚合!老夫当国,矢志不渝关注者,就是移风俗、正人心。所谓有所为者,即在此也。”
听徐阶如是说,正在气中的高拱释然了。毕竟新入阁,再固执己见,势必与徐阶闹翻,这是他所不愿看到的。况移风俗、正人心,确是他希望做的,若以此为突破口,针对官场弊病,次第革除之,也不失为新治理的一个举措。是故他缓和了态度,诚恳地说:“如今官场奔竞成俗,贿赂公行,遇灾变而不忧,非祥瑞而致贺。吹吹拍拍,流为欺罔,士风民心,颓坏极矣。此天下之大忧也。故移风俗……”
高拱尚未说完,徐阶就笑了笑:“呵呵,新郑认同正人心为上,这就好。”但他似乎不想就此深谈下去,而是转移了话题,“今有一事正欲与新郑商榷:翰林院掌院学士空缺待补,吏部尚书杨博来咨商,新郑以为谁可任之?”
“不是政务还诸司吗?用人是吏部职权,内阁何以要过问?”高拱暗忖。转念一想,这是徐阶向自己示好,表达尊重之意,不必苛责了吧,遂脱口而出:“张叔大,乃合适人选。”
话一出口,他就悟出了,张居正恐恰是徐阶心目中的人选,故意让他说出来,既达到用自己欣赏的弟子之目的,又让他觉得受到尊重,真不愧官场老手。
“叔大资历浅,老夫恐有任用私人之议,”徐阶道,“既然新郑以为可用,那老夫不妨向吏部举荐!”说罢,对外间喊了声:“李阁老到否?”
“春芳候谒中!”是李春芳的声音,“听元翁吩咐。”
徐阶喊姚旷:“姚书办,去把案上已览文稿拿与李阁老。”待姚旷拿走厚厚的一摞文稿,徐阶站起身,对高拱说:“新郑,请移步外间稍坐。”
徐阶、李春芳、高拱在花厅坐定,李春芳边翻看文稿,边“啧啧”道:“喔呀!听姚书办说,元翁二更即起,披阅文稿,实在令春芳感动。”他转向一脸茫然的高拱,“数日前灵济宫聚众讲学,凡百数人到场,元翁实主其盟,然因元翁当直不克赴会,就命春芳代为主持。会中散发了元翁所订《明道先生定性书》《为官须先识仁》二篇,与会者讽咏而商榷之,既各出所见,就正于元翁;元翁对所呈文稿一一细心批示。”
高拱从鼻中轻轻发出“哼”声,原以为徐阶是在处理政务,竟是干这等事!
京师讲学之风越来越盛,高拱对此甚为不屑。听罢李春芳所言,高拱无论如何说不出恭维徐阶的话,只是强忍着没有出恶语。
“适才老夫与新郑言及治国之道,”徐阶开言道,“当务之急,在移风俗、正人心,此乃诸公共识。”他扫了李春芳、高拱一眼,见两人点头,继续道,“欲除弊政、移风俗,必先正人心。欲正人心,端在教化;欲善教化,必从讲学始。”
高拱闻言,大失所望!这才明白徐阶的所谓治道,竟然是透过讲学以正人心,而讲学,就是他正人心的抓手;正人心,就是他的治国要领。
既然徐阶把讲学提到如此高度,高拱也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是私下非议一番,于是道:“元翁……”
徐阶伸手做制止状:“新郑,等老夫把话说完。”他呷了口茶,“或许有人会说:居庙堂、处公门者,皆读书登第之人,对名教贤训早已了然于胸,讲学还有何益?其实不然。今士林之病,最是先学作文干禄,为了科考做官,死记硬背,不暇深究义理,焉能掌握名教精髓?而讲学则不同,听讲者已是为官之人,无干禄之诱,纯然为重新研习名教贤训,得其精髓以端正为官理念,审视自己的行为,符合名教贤训者发扬之,不符合者摒弃之。是故,讲学足以收正人心、清政风之效。孟子曰:人心不正,则一膜之外皆胡越。只要人心正,则虽四海五洲、兆民之众,足可治矣!”
“元翁所言,振聋发聩!”李春芳附和道,“所谓世道之隆替系于人心,人心之邪正系于教化。只要所有官员识仁、定性,则人心丕变,士风吏治翕然改图,旋乾转坤,真易如反掌!”
高拱对直接与徐阶争辩有所顾忌,李春芳一插话,倒给了他一个辩驳的机会,遂嘲讽道:“讲学足可旋乾转坤?可我闻科道抨击讲学谈虚论寂,开团团伙伙之门,当禁。”
几个月前,礼科给事中张岳上《辩诚伪以端士习疏》,痛诋官场讲学,建言欲端正士风、杜绝门派,当禁官员开讲坛。旋即,吏部以晋升张岳之职为由,外补为云南参议。
徐阶自然知晓高拱所说言官抨击讲学之事,是以脸色阴沉下来。他听出高拱对他秉持讲学以正人心的治道不认同,甚至嗤之以鼻,这让他感到难堪、愤怒。但徐阶历经宦海沉浮,修炼出足够的涵养和忍耐力。他长叹一声,缓缓开言道:“近来老夫反复研读宋史,读到王荆公变法,每每慨叹不已。想大宋积贫积弱,王荆公以天下为己任,大破常格,兴利除弊,变法图强,何等气概?然则,事与愿违,不仅未能挽救危机,反而自己身败名裂,后人焉能不掩卷叹息!”
李春芳、高拱有些茫然,不知徐阶何以把话题扯到宋史上。自南宋以降,王安石就是误国的代名词,人人口诛笔伐,徐阶以惋惜的口气谈到他,倒是令高拱感到意外。
“是王荆公有私心,无报国之志,乏谋国之才?非也!”徐阶连提三问,自问自答,又问李春芳、高拱,“那何以有此结局?”
高拱低头品味着徐阶的话,隐约感到弦外有音;李春芳则憨厚一笑:“愿闻元翁卓见。”
“老夫焉敢品评王荆公,”徐阶道,“程、朱、陆三大儒倒是有品评。程朱皆谓荆公不懂儒学精髓,当他说儒学之道时,已经背离了‘道’。陆九渊先生是同情王荆公的,但他也说,王荆公不懂得心是为政之本,不造其本而从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他笑了笑,“兴化、新郑,此为先贤之论,供二公酌之。”
高拱终于明白了,徐阶是拿王安石误宋故事来批评他,心里骤然凉了半截,暗忖:“看来,我与徐阶在治道上有着根本分歧,难怪自己提议每每被他否决。”想到这里,高拱不禁急得额头冒汗,以恳切的语气道:“元翁,王阳明先生为时下士林所崇,但阳明心学与宋之理学,差异很大。由此可见,所谓名教贤训,也是见仁见智。施政,恐还是牢牢把握一个‘实’字为好。”
徐阶一笑:“呵呵,新郑,商榷学问此非其时也,还是分头办事去吧。有暇再向新郑讨教学问!”说着,顾自起身,就要往里间走。
“元翁,说到办事,我欲进一言。”高拱也站起身,很是郑重地说,“所谓朝廷者,内有乾清宫,外有文渊阁,是国朝政本之地;直庐乃为助皇上修玄所设。按例,阁臣有事在直,无事在阁,然刻下阁臣悉数在直庐办事,为便于沟通部院、便于办事,我辈阁臣宜到文渊阁轮直阁务。”
第一天入直到文渊阁的经历,让高拱感到有必要向徐阶提出这个建言。
徐阶愣住了,良久才缓过神来,面带愠色,问:“新郑说甚?
高拱并没有觉察到徐阶的不悦,重复道:“我是说,四阁臣宜到文渊阁轮直阁务,不知元翁尊意如何?”
徐阶不答,故意问:“喔,老夫忘记了,新郑入直几天了?”
高拱觉得徐阶问得好笑,但还是答道:“第二日。”
“喔,刚第二天,老夫恍惚了,以为新郑入直已然甚久了。”徐阶冷笑着说,“如此甚好。轮直与否,老夫不敢妄言,就请高阁老拟个公本,呈请圣裁吧!”言毕,用力一甩袍袖,气呼呼地向内室走去。
高拱正为徐阶采纳自己的建言而欣慰,一眼望见他怒气冲冲的样子,不觉满腹狐疑:都说元翁城府深不可测,此时因何怒形于色?
高拱又做了那个奇怪的、有关大海的梦。所不同的是,这次,说不清是被巨大的风力所驱使,还是他有意为之,总之,他紧紧跟在那架高大的车轮后面,随着车轮的滚动向前狂奔。到处是险滩陷阱、峻岭荆棘,车轮却照样向前滚动,而他则深一脚浅一脚,时而跌倒在地,爬起来,再继续追赶,气喘吁吁……
不过,这次,高拱远不像第一次做这个梦时感到惊异,反而觉得是某种暗示,虽则梦境中跌跌撞撞的奔跑累得汗水湿透了夹被,醒来后却感到身心清爽了许多。
今年的气候有些怪异,立夏不过半个来月就闷热起来,像是进了三伏天,令人烦躁。高拱进得西苑,就直奔徐阶的直庐。刚到首门,书办姚旷就迎了出来,满脸笑意却甚是为难地说:“高阁老,元翁正在批阅文牍,吩咐下来……”
高拱一扬手:“我到花厅候着。”
姚旷也不敢让堂堂的阁老到茶室等候,只得放行,随高拱进了花厅,轻手轻脚地伺候茶水。
高拱在花厅坐定,闭目梳理自己的思路。
自从接到入阁的诏旨,高拱就一直在想,当拿出实招,改变时下一意维持的局面。南倭北虏乃国朝大患,当国者多年来皆无良策,他很想就此有所作为。但朝廷御虏之策已隐然定型,昨日甫到阁办事就差一点为此和徐阶闹翻,不得不暂且搁置。对南倭,往常他关注相对少些,但也查阅过不少故牍《邸报》,大体知晓来龙去脉,又从邵大侠那里得到不少启发,渐渐有了些新想法。昨天,看到珊娘所赠珊瑚串珠,高拱已会其意;而福建巡抚涂泽民的投书,则坚定了他以此为突破口的信心,也不由生出些许紧迫感。是以今日一大早,就径来谒见徐阶,欲向他陈述己见,以便早日定策。
“来人——”约莫过了一刻钟工夫,里间传来徐阶的声音。
姚旷忙从门外跑过去,徐阶吩咐:“请李阁老来。”
姚旷领命而去,高拱借机起身走进内室:“拜见元翁!”他施礼道。
“喔,是新郑啊!”徐阶起身相迎,“新郑不必多礼,同僚间,怎说拜见?呵呵呵!”说着,走过来拉住高拱的袍袖,与他一同到书案对过隔几并坐,以关切的语气说,“新郑五十开外了,无有子嗣,终是憾事!家事,也是要办妥的嘛,呵呵呵!”
“多谢元翁美意。不瞒元翁说,我与元翁弟子张叔大言,相天下者无己;在谢恩疏里也发誓国而忘家,此皆非虚应故事之言。”高拱诚恳地说,“故子嗣一事,已不挂在心间矣!”说着,从袖中掏出一函,“元翁,此为福建巡抚涂泽民写来的,敢请元翁过目。”
徐阶既没有夸赞高拱,也没有展读书函,而是长叹一声,意味深长地说:“新郑,吾老矣!”
高拱怔住了,良久才道:“元翁何出此言?”
他不知道,适才他所谓“相天下者无己”和“国而忘家”的说辞,自以为是在表达赤心为国的决心,殊不知,在徐阶看来,这分明是摆出一副肩荷社稷、以天下为己任的姿态。而这,正是徐阶所忌惮的。
徐阶一笑,并不解释:“呵呵,老夫二更即起披览文稿,老眼昏花了。”他把书函还于高拱,“新郑,涂巡抚书中说些什么?”
“涂泽民说,所谓倭寇,十之八九为我朝海商,沿海已呈民寇一家之势。”高拱把来书中自己印象最深的话先说出来,作为铺垫,随即概括说出涂泽民的观点,“涂巡抚言,绝倭患,非剿所能奏其效,时下虽经力剿而暂平一时,若无根本之策随即跟进,则所谓倭患不旋踵必再起。根本之策者,开海禁也!他欲上本提此议,因我与他乃同年,故特修书试探朝廷风向如何。”
士林风气,同科进士互称同年。
徐阶悠然地捋着胡须,面无表情地问:“新郑以为,此策可行否?”
“元翁,国朝南北两欺久矣!公帑、兵力消耗甚大,皇上宵旰所忧,天下百姓苦之,”高拱情绪激动地说,“一旦开海禁、绝倭患,则可集中精力对付北虏,南北两欺之局当可解之,此其一。自海瑞上疏,皇上深受刺激,也有振作以新治理之愿,吾辈辅佐皇上,当为之画策促成。而开海禁乃大举措,东南绅民必为之额手称庆,正是新人耳目之举。是故,开海禁,上可遂皇上新治理之愿,下可振绅民新气象之心,此其二。”
“当行,不等于可行!”徐阶笑着说,“祖制煌煌,国策久定,贸然更张,势必人言籍籍,物议腾天,此其一。圣躬违和,务求清静,岂可以此再添纷扰?此其二。”他侧过脸来,看着高拱,语甚和蔼地说,“新郑求治之心,老夫能不体谅?蔽邑松江,倭患尤烈,究根溯源,岂不晓乃海禁所致?开海禁,亦是老夫私愿。然则,我辈在政府,平章天下事,当以皇上为念;便是宜行之政,亦要把握时机,徐图缓进,所谓欲速则不达。请新郑酌之。”
高拱原以为,徐阶家乡在松江,深受海禁之苦,开海禁当能求得他的谅解,没料到徐阶会说出这番话,不觉火起,脖子一梗道:“皇上受海瑞上疏刺激,屡屡表达新治理之愿,政府焉能漫无区处、无所作为?”
昨日御虏之策被徐阶变相否决,今日开海禁之议又被他断然拒绝,而且照徐阶的说辞,时下最好甚事也别做,这让高拱感到难以接受,也顾不得礼貌,顶了他一句。
徐阶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高拱。自当国以来,内阁里还没有人对他如此说话,不意高拱甫入阁,就出言顶撞,这让他深感难堪。但他藏而不露,反而笑着说:“呵呵,老夫尚未来得及与安阳、新郑二公商榷治道,也难怪新郑误会。”顿了顿,又说,“新郑,治国之道,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吾闻新郑颇有移风俗之念,此与老夫甚合!老夫当国,矢志不渝关注者,就是移风俗、正人心。所谓有所为者,即在此也。”
听徐阶如是说,正在气中的高拱释然了。毕竟新入阁,再固执己见,势必与徐阶闹翻,这是他所不愿看到的。况移风俗、正人心,确是他希望做的,若以此为突破口,针对官场弊病,次第革除之,也不失为新治理的一个举措。是故他缓和了态度,诚恳地说:“如今官场奔竞成俗,贿赂公行,遇灾变而不忧,非祥瑞而致贺。吹吹拍拍,流为欺罔,士风民心,颓坏极矣。此天下之大忧也。故移风俗……”
高拱尚未说完,徐阶就笑了笑:“呵呵,新郑认同正人心为上,这就好。”但他似乎不想就此深谈下去,而是转移了话题,“今有一事正欲与新郑商榷:翰林院掌院学士空缺待补,吏部尚书杨博来咨商,新郑以为谁可任之?”
“不是政务还诸司吗?用人是吏部职权,内阁何以要过问?”高拱暗忖。转念一想,这是徐阶向自己示好,表达尊重之意,不必苛责了吧,遂脱口而出:“张叔大,乃合适人选。”
话一出口,他就悟出了,张居正恐恰是徐阶心目中的人选,故意让他说出来,既达到用自己欣赏的弟子之目的,又让他觉得受到尊重,真不愧官场老手。
“叔大资历浅,老夫恐有任用私人之议,”徐阶道,“既然新郑以为可用,那老夫不妨向吏部举荐!”说罢,对外间喊了声:“李阁老到否?”
“春芳候谒中!”是李春芳的声音,“听元翁吩咐。”
徐阶喊姚旷:“姚书办,去把案上已览文稿拿与李阁老。”待姚旷拿走厚厚的一摞文稿,徐阶站起身,对高拱说:“新郑,请移步外间稍坐。”
徐阶、李春芳、高拱在花厅坐定,李春芳边翻看文稿,边“啧啧”道:“喔呀!听姚书办说,元翁二更即起,披阅文稿,实在令春芳感动。”他转向一脸茫然的高拱,“数日前灵济宫聚众讲学,凡百数人到场,元翁实主其盟,然因元翁当直不克赴会,就命春芳代为主持。会中散发了元翁所订《明道先生定性书》《为官须先识仁》二篇,与会者讽咏而商榷之,既各出所见,就正于元翁;元翁对所呈文稿一一细心批示。”
高拱从鼻中轻轻发出“哼”声,原以为徐阶是在处理政务,竟是干这等事!
京师讲学之风越来越盛,高拱对此甚为不屑。听罢李春芳所言,高拱无论如何说不出恭维徐阶的话,只是强忍着没有出恶语。
“适才老夫与新郑言及治国之道,”徐阶开言道,“当务之急,在移风俗、正人心,此乃诸公共识。”他扫了李春芳、高拱一眼,见两人点头,继续道,“欲除弊政、移风俗,必先正人心。欲正人心,端在教化;欲善教化,必从讲学始。”
高拱闻言,大失所望!这才明白徐阶的所谓治道,竟然是透过讲学以正人心,而讲学,就是他正人心的抓手;正人心,就是他的治国要领。
既然徐阶把讲学提到如此高度,高拱也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是私下非议一番,于是道:“元翁……”
徐阶伸手做制止状:“新郑,等老夫把话说完。”他呷了口茶,“或许有人会说:居庙堂、处公门者,皆读书登第之人,对名教贤训早已了然于胸,讲学还有何益?其实不然。今士林之病,最是先学作文干禄,为了科考做官,死记硬背,不暇深究义理,焉能掌握名教精髓?而讲学则不同,听讲者已是为官之人,无干禄之诱,纯然为重新研习名教贤训,得其精髓以端正为官理念,审视自己的行为,符合名教贤训者发扬之,不符合者摒弃之。是故,讲学足以收正人心、清政风之效。孟子曰:人心不正,则一膜之外皆胡越。只要人心正,则虽四海五洲、兆民之众,足可治矣!”
“元翁所言,振聋发聩!”李春芳附和道,“所谓世道之隆替系于人心,人心之邪正系于教化。只要所有官员识仁、定性,则人心丕变,士风吏治翕然改图,旋乾转坤,真易如反掌!”
高拱对直接与徐阶争辩有所顾忌,李春芳一插话,倒给了他一个辩驳的机会,遂嘲讽道:“讲学足可旋乾转坤?可我闻科道抨击讲学谈虚论寂,开团团伙伙之门,当禁。”
几个月前,礼科给事中张岳上《辩诚伪以端士习疏》,痛诋官场讲学,建言欲端正士风、杜绝门派,当禁官员开讲坛。旋即,吏部以晋升张岳之职为由,外补为云南参议。
徐阶自然知晓高拱所说言官抨击讲学之事,是以脸色阴沉下来。他听出高拱对他秉持讲学以正人心的治道不认同,甚至嗤之以鼻,这让他感到难堪、愤怒。但徐阶历经宦海沉浮,修炼出足够的涵养和忍耐力。他长叹一声,缓缓开言道:“近来老夫反复研读宋史,读到王荆公变法,每每慨叹不已。想大宋积贫积弱,王荆公以天下为己任,大破常格,兴利除弊,变法图强,何等气概?然则,事与愿违,不仅未能挽救危机,反而自己身败名裂,后人焉能不掩卷叹息!”
李春芳、高拱有些茫然,不知徐阶何以把话题扯到宋史上。自南宋以降,王安石就是误国的代名词,人人口诛笔伐,徐阶以惋惜的口气谈到他,倒是令高拱感到意外。
“是王荆公有私心,无报国之志,乏谋国之才?非也!”徐阶连提三问,自问自答,又问李春芳、高拱,“那何以有此结局?”
高拱低头品味着徐阶的话,隐约感到弦外有音;李春芳则憨厚一笑:“愿闻元翁卓见。”
“老夫焉敢品评王荆公,”徐阶道,“程、朱、陆三大儒倒是有品评。程朱皆谓荆公不懂儒学精髓,当他说儒学之道时,已经背离了‘道’。陆九渊先生是同情王荆公的,但他也说,王荆公不懂得心是为政之本,不造其本而从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他笑了笑,“兴化、新郑,此为先贤之论,供二公酌之。”
高拱终于明白了,徐阶是拿王安石误宋故事来批评他,心里骤然凉了半截,暗忖:“看来,我与徐阶在治道上有着根本分歧,难怪自己提议每每被他否决。”想到这里,高拱不禁急得额头冒汗,以恳切的语气道:“元翁,王阳明先生为时下士林所崇,但阳明心学与宋之理学,差异很大。由此可见,所谓名教贤训,也是见仁见智。施政,恐还是牢牢把握一个‘实’字为好。”
徐阶一笑:“呵呵,新郑,商榷学问此非其时也,还是分头办事去吧。有暇再向新郑讨教学问!”说着,顾自起身,就要往里间走。
“元翁,说到办事,我欲进一言。”高拱也站起身,很是郑重地说,“所谓朝廷者,内有乾清宫,外有文渊阁,是国朝政本之地;直庐乃为助皇上修玄所设。按例,阁臣有事在直,无事在阁,然刻下阁臣悉数在直庐办事,为便于沟通部院、便于办事,我辈阁臣宜到文渊阁轮直阁务。”
第一天入直到文渊阁的经历,让高拱感到有必要向徐阶提出这个建言。
徐阶愣住了,良久才缓过神来,面带愠色,问:“新郑说甚?
高拱并没有觉察到徐阶的不悦,重复道:“我是说,四阁臣宜到文渊阁轮直阁务,不知元翁尊意如何?”
徐阶不答,故意问:“喔,老夫忘记了,新郑入直几天了?”
高拱觉得徐阶问得好笑,但还是答道:“第二日。”
“喔,刚第二天,老夫恍惚了,以为新郑入直已然甚久了。”徐阶冷笑着说,“如此甚好。轮直与否,老夫不敢妄言,就请高阁老拟个公本,呈请圣裁吧!”言毕,用力一甩袍袖,气呼呼地向内室走去。
高拱正为徐阶采纳自己的建言而欣慰,一眼望见他怒气冲冲的样子,不觉满腹狐疑:都说元翁城府深不可测,此时因何怒形于色?